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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调动舆论攻击胡适，蒋介石收到清华大学欲请胡适去当校长，请示中央时的文件后，明确表示“胡适系反党，不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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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胡适与国民党在政治意识形态难以调和，与蒋介石个人恩怨纠葛积怨也不共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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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与国民党都与胡适势不两立，共同讨伐，意味着什么？对学者胡适是福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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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就在这种“诡异”的共同的声讨中“无可奈何花落去”地离开上海，回到他熟悉思念的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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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后，《新月》也黯然失色，急剧衰落，勉强支撑了两年多后停刊，新月书店也盘给商务印书馆，新月派解散。至此，曾光芒四射的《新月》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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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丁玲是左联最令人瞩望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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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于1928年与胡也频再次来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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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丁玲在上海大学读书时，与施蛰存、戴望舒等都是同班同学。用丁玲的话说，“这些同学对我们很好，我们则有些傲气”。当时，上海大学女生不多，学生多是从文学青年发展到政治革命的进步青年。但男女生之间，还很封建。丁玲是位傲气十足的女生，看不起同窗男生。她只崇拜施存统。因为施存统写过一篇反封建的《非孝》，而暴得大名。后来，瞿秋白在社会学系讲课的声望超过了施存统，丁玲不再去施存统那里玩，改到瞿秋白处去聊天。后来瞿秋白与丁玲同宿舍的王剑虹相恋。丁玲随王剑虹、瞿秋白等搬到慕尔鸣路彬兴里一幢楼里去住。已有家室的瞿秋白与王剑虹同居了。丁玲则独住一小屋。1924年，丁玲离开上海去北京，在那里认识了胡也频并同居。在北京，丁玲写了《莎菲女士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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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剑虹与瞿秋白的恋爱，因革命和爱情间的焦虑，王剑虹忧郁成疾，最后不幸去世，丁玲从始至终目睹了他们爱情的踌躇、迟疑、焦躁的全过程，于是写了《韦护》——革命者的爱情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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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8年至1931年，丁玲在上海陆续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处女作《梦珂》，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及《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与胡也频合作）《一九三零年春上海》《水》及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等。这些作品的取材、人物及文学风格，与“五四”以来从冰心到淦女士、凌叔华等女作家大家闺秀式的柔和秀丽不同，着重渲染人物特别是女性的叛逆性格及在社会剧变中的内心骚动，对社会现实的揭示也更有深度。故丁玲成为当时左翼作家中最引人瞩望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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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早期创作，多是关注青年女性，寄寓妇女解放的进步思想。但对作品中女性的前途是朦胧茫然的。丁玲在《我的创作生活》一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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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为什么去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的不满，自己生活的无出路，有许多话需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为了方便，便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来给这个社会一个分析。因为我那时是个很会牢骚的人，所以，《在黑暗中》，不觉染上一层感伤。因为我只预备来分析，所以社会的一面是写出了，却看不到应有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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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正是写出了年轻知识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骚动，及找不到出路的心灵的痛苦与挣扎。茅盾在《女作家丁玲》一文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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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这是大胆的描写，至少在中国那时的女生作家中是大胆的。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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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就是凭借塑造了这位旧礼教的叛逆者，又是个性主义者莎菲这一文学历史长廊中的一个典型形象，使《莎菲女士的日记》风光无限，自己也站到了文坛的高地，成了炙手可热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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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中说过，1919年秋，丁玲与胡也频、沈从文曾从上海到松江参加了施蛰存的婚礼。丁玲他们送了一个鹅黄烫金笺的贺词条幅，由沈从文以章草书写“多福多寿多男女”七个遒劲大字，下署“丁玲、胡也频、沈从文贺”。贺词原是“华封三祝”成语，原句应是“多福多寿多男子”，为体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反对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特改成“多男女”，以示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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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正是松江四鳃鲈鱼出江的好季节。施蛰存特在办喜筵的酒楼，专门让厨师为丁玲等一干上海来的朋友，加了一道四鳃鲈鱼火锅。文曲星聚会新婚酒席，自然少不了吟诗作赋之乐，而苏东坡《赤壁赋》之“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名句，在席间共诵，杯酒言欢，谈笑风生。沈从文海量，众人不敌。欢饮至月明星稀，丁玲他们才乘夜车回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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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施蛰存、戴望舒与丁玲、胡也频、沈从文交往密切。施、戴加上刘呐鸥合办水沫书店，沈从文、丁玲、胡也频合办《红与黑》月刊。水沫书店在北四川路公益坊，丁玲住在萨波赛路，经常去水沫书店找施、戴去玩。胡也频的《往何处去》也是交水沫书店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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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和胡也频或许得了稿费，买了一套精美茶具，拿给施蛰存看，并请他们新年时去她家喝茶。还是据施蛰存回忆，那时，“丁玲还显得是一个‘莎菲女士’的姿态，没有表现出她的政治倾向。胡也频却十足是个小资产阶级的文学青年，热心写诗，写小说，拿到稿费，就买一些好吃的”。但茶还没来得及喝，胡也频即被捕了。施蛰存对此，很有感触动情地说：“岂知从此一别，也频不久即遭惨杀，丁玲隐迹深居，不复相见。我常常想到他们许诺的午茶，不胜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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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回忆说：“这是这一群文学青年最为意气风发，各自努力于创作的时候，也是彼此之间感情最融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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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左翼文艺勃兴，政治意识变化，这“一群文学青年”开始分化，沈从文、施蛰存继续自己的文学之路，而丁玲渐次成为左翼作家的中坚，与施、沈几成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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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在《沙上的脚印》一文中说：“丁玲的革命思想，成熟得早于胡也频，胡也频参加革命工作，是丁玲和冯雪峰的影响，但丁玲在文学创作上的转向革命，却表现在胡也频牺牲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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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从左联成立到1933年5月14日被国民党逮捕，一直是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同时创作中篇小说《水》和《田家冲》、长篇小说《母亲》。《水》连载于《北斗》。《水》以1931年夏全国十六省特大水灾为背景，写出在灾难中一幕幕生与死搏斗的惊心动魄场景，既反映了水灾给百姓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又表现了百姓与灾难斗争的意志和毅力。同时小说还在灾难和抗击灾难中，展示了知识青年的内心矛盾。茅盾给予《水》很高评价：“这篇小说的意义很大。”当然《水》过于突出群体的形象，而忽略对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突显了小说的艺术缺陷。茅盾之所谓“意义很重大”怕只是指题材层面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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