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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剑虹与瞿秋白的恋爱，因革命和爱情间的焦虑，王剑虹忧郁成疾，最后不幸去世，丁玲从始至终目睹了他们爱情的踌躇、迟疑、焦躁的全过程，于是写了《韦护》——革命者的爱情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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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8年至1931年，丁玲在上海陆续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处女作《梦珂》，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及《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与胡也频合作）《一九三零年春上海》《水》及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等。这些作品的取材、人物及文学风格，与“五四”以来从冰心到淦女士、凌叔华等女作家大家闺秀式的柔和秀丽不同，着重渲染人物特别是女性的叛逆性格及在社会剧变中的内心骚动，对社会现实的揭示也更有深度。故丁玲成为当时左翼作家中最引人瞩望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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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早期创作，多是关注青年女性，寄寓妇女解放的进步思想。但对作品中女性的前途是朦胧茫然的。丁玲在《我的创作生活》一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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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为什么去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的不满，自己生活的无出路，有许多话需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为了方便，便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来给这个社会一个分析。因为我那时是个很会牢骚的人，所以，《在黑暗中》，不觉染上一层感伤。因为我只预备来分析，所以社会的一面是写出了，却看不到应有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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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正是写出了年轻知识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骚动，及找不到出路的心灵的痛苦与挣扎。茅盾在《女作家丁玲》一文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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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这是大胆的描写，至少在中国那时的女生作家中是大胆的。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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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就是凭借塑造了这位旧礼教的叛逆者，又是个性主义者莎菲这一文学历史长廊中的一个典型形象，使《莎菲女士的日记》风光无限，自己也站到了文坛的高地，成了炙手可热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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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中说过，1919年秋，丁玲与胡也频、沈从文曾从上海到松江参加了施蛰存的婚礼。丁玲他们送了一个鹅黄烫金笺的贺词条幅，由沈从文以章草书写“多福多寿多男女”七个遒劲大字，下署“丁玲、胡也频、沈从文贺”。贺词原是“华封三祝”成语，原句应是“多福多寿多男子”，为体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反对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特改成“多男女”，以示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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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正是松江四鳃鲈鱼出江的好季节。施蛰存特在办喜筵的酒楼，专门让厨师为丁玲等一干上海来的朋友，加了一道四鳃鲈鱼火锅。文曲星聚会新婚酒席，自然少不了吟诗作赋之乐，而苏东坡《赤壁赋》之“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名句，在席间共诵，杯酒言欢，谈笑风生。沈从文海量，众人不敌。欢饮至月明星稀，丁玲他们才乘夜车回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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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施蛰存、戴望舒与丁玲、胡也频、沈从文交往密切。施、戴加上刘呐鸥合办水沫书店，沈从文、丁玲、胡也频合办《红与黑》月刊。水沫书店在北四川路公益坊，丁玲住在萨波赛路，经常去水沫书店找施、戴去玩。胡也频的《往何处去》也是交水沫书店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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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和胡也频或许得了稿费，买了一套精美茶具，拿给施蛰存看，并请他们新年时去她家喝茶。还是据施蛰存回忆，那时，“丁玲还显得是一个‘莎菲女士’的姿态，没有表现出她的政治倾向。胡也频却十足是个小资产阶级的文学青年，热心写诗，写小说，拿到稿费，就买一些好吃的”。但茶还没来得及喝，胡也频即被捕了。施蛰存对此，很有感触动情地说：“岂知从此一别，也频不久即遭惨杀，丁玲隐迹深居，不复相见。我常常想到他们许诺的午茶，不胜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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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回忆说：“这是这一群文学青年最为意气风发，各自努力于创作的时候，也是彼此之间感情最融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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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左翼文艺勃兴，政治意识变化，这“一群文学青年”开始分化，沈从文、施蛰存继续自己的文学之路，而丁玲渐次成为左翼作家的中坚，与施、沈几成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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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在《沙上的脚印》一文中说：“丁玲的革命思想，成熟得早于胡也频，胡也频参加革命工作，是丁玲和冯雪峰的影响，但丁玲在文学创作上的转向革命，却表现在胡也频牺牲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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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从左联成立到1933年5月14日被国民党逮捕，一直是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同时创作中篇小说《水》和《田家冲》、长篇小说《母亲》。《水》连载于《北斗》。《水》以1931年夏全国十六省特大水灾为背景，写出在灾难中一幕幕生与死搏斗的惊心动魄场景，既反映了水灾给百姓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又表现了百姓与灾难斗争的意志和毅力。同时小说还在灾难和抗击灾难中，展示了知识青年的内心矛盾。茅盾给予《水》很高评价：“这篇小说的意义很大。”当然《水》过于突出群体的形象，而忽略对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突显了小说的艺术缺陷。茅盾之所谓“意义很重大”怕只是指题材层面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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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冲》通过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共产党员受到一个佃农家的接待经过，歌颂了革命者与劳动群众共命运的献身精神。小说把革命者写成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冲破了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教条主义创作理论，具有很深刻的意义。从中，我们可窥到丁玲在文艺观创作方法方面，与创造社、太阳社诸人有不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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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所主编的《北斗》能成为文学大众化问题讨论的重镇，与丁玲的文艺观有关。在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在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条件下，应该如何看待彼此并如何接受的问题上，丁玲有独特的真知灼见。她曾石破天惊地呼吁：“《啼笑因缘》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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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她曾在中国公学发表演说，与鲁迅关系复杂、时敌时友的曹聚仁，评价丁玲此次演说时说，“当年丁玲的作品，已经脍炙人口，誉满江南，但她第一回上中国公学礼堂的讲台，就说得莫知所云”（《前记，我在上海的日子》）。这话并不可信。查资料，知丁玲讲了三个问题：一，新文学不能走进大众的原因；二，《啼笑因缘》《江湖奇侠传》何以能吸引大众；三，新文学在实现大众化的过程中，从中该吸收哪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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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没有像左联多数作家将《啼笑因缘》《江湖奇侠传》置于新文学的对立面，予以嘲讽和批判，如同鲁迅对待“鸳鸯蝴蝶派”那样轻蔑，本身就已经见到其眼光和见识，而勇于提出要“借鉴《啼笑因缘》《江湖奇侠传》之类作品底乃至俚俗的歌谣形式，放入我们所要描写的东西”，更是振聋发聩的声音。表明丁玲摆脱左联的文艺偏见，跳出个人文学的审美趣味，以及革命作家因无知而设立的文艺立场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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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与左联一些重要人物在文学大众化问题上的分歧是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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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公共租界自己的寓所被中统特务秘密逮捕。那天潘梓年因事到丁玲寓所来访，突然一群便衣特务闯进，将丁、潘二人捕获并戴上手铐。此时，左联的应修人也来访丁玲，被埋伏的特务发现，双方发生搏斗，应修人坠楼牺牲（《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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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申报》将《公安局捕潘梓年经过》一文发表，曰“查潘某系共产党江苏省委，为该党机关刊物《真话报》主任编辑，证据不确实，被捕后经公安局移送主管机关，依法严询，并未枪毙”。国民党当局怕其行动被外国人抗议“治外法权”受侵犯，故称并未在公共租界绑架丁玲。当时，关于丁玲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左联和文化界开展揭露绑架丁玲的救援活动，“丁玲事件”成为上海的热点新闻。鉴于丁玲已是很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丁玲失踪之谜，不仅引起上海文艺界的激荡，也令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在当局严密封锁这一消息的情况下，上海滩的坊间还是传出丁玲被杀的消息，报刊纷纷登载丁玲“遗照”“遗作”，还有“丁玲传记”纷纷登场，各大书局也争相出版丁玲作品，丁玲作品热成上海另一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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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璧作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文艺编辑，手头已握有丁玲交给他的《母亲》前四章，按原计划再有三万字即可成书出版，孰料丁玲突然失踪，令赵家璧颇为踌躇。后来根据他的《重见丁玲话当年——〈母亲〉出版前前后后》一文介绍：“我那时考虑到不知何年何月作者才能继续把小说写完，这卷未完成的手稿，只有放进存稿柜的最后一格算了。”正当赵家璧为之不胜惋惜的时候，他在良友公司同仁郑君平，私下向他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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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建议把丁玲的那部未完成的长篇立刻付排，你可以写个编者按作个交代。书出得越快越好。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登广告，大肆宣传，这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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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君平即左联发起人之一的创造社元老郑伯奇，据《都市漩涡中的多重文化身份与路向——20世纪30年代郑伯奇在上海》的作者葛飞说，郑伯奇是为了执行党的秘密任务，即扩大左翼的影响，而化装为“郑君平”，成为良友的编辑的。上面向他传递的“鲁迅先生建议”，是否有其事，没有资料证明，故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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