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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从编辑到出书,赵家璧仅用了一个月零十天,速度之快,实为罕见。而发行量达八千册,也为当时图书发行之奇迹(《鲁迅先生为〈良友文学丛书〉开了路》)。《母亲》出版第二天,《申报·自由谈》报道了读者争相阅读《母亲》的消息:酷热难熬的夏夜书店,读者天马“随手从书架上取了一本最近出版的丁玲女士的《母亲》,打算用强注式的阅读把我纷乱的心思平静下去。这法子果然有效,不到一刻钟,周身的汗珠即被从窗外透进的习习微风吹干,芭蕉扇已从手中自然地丢落足旁”(天马《夏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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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各报刊都对丁玲被捕这一消息保持沉默,鲁迅等也多以发表旧作等方式支持丁玲时,丁玲的朋友施蛰存率先在他主编的《现代》第三卷第二期上,以《编者缀语》的形式石破天惊地报道了丁玲被捕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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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中本来还可以有一篇丁玲女士的近作,但她还来不及写成之前,在五月十四日那天,我们就听到她因政治嫌疑被捕了。一个生气跃然的作家,遭到厄运,我们觉得在文艺同人的友情上,是很可惋惜的。愿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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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还在同期《现代》发表了戴望舒的《法国通信》,其小标题是“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谛运动”。文章说,“自从希特勒掌握德国政权以来,德国便处于一个绝端的法西斯谛的恐怖之中;德国的知识阶级,也逢到了它的厄运”。文章还介绍法国对希特勒的反抗。施蛰存安排这篇文章和《编者缀语》一并发表,其“指桑骂槐”以痛斥蒋介石法西斯暴行意图,十分明显。施蛰存又在《现代》第三卷第三期上,编印了《话题丁玲女士》,有丁玲、胡也频照片,《奔》手稿、《母亲》卷首插绘,并有按语:“女作家丁玲于五月十四日忽然失踪,或谓系政治性的绑架,疑幻疑真,存亡未卜。”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揭露和对朋友的惦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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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曹聚仁主编《涛声》则爆出“丁玲已被枪决”的消息,引起文坛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激动和愤怒,纷纷声讨国民党当局。施蛰存从抗议信中选了两封,发在8月号《现代》的“社中谈座”栏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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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事件”或许只是那个时代上海文坛的一桩普通事件,但竟能引起社会如此大的震荡,足见丁玲和其作品影响力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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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蔡元培是高遏行云的文化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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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月,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驻沪办事处,召开院务会议。那天上海雨雪霏霏,亚尔培路办事处的小礼堂里,聚焦了当时学界各门类的享誉国内外的研究学者:李四光、竺可桢、梁思成、严济慈、茅以升、陈寅恪、赵元任、翁文灏等。他们不辞劳苦,一直聚集在精神领袖蔡元培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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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为了掌控这些国宝级的专家学者,曾多次指令蔡元培,将中央研究院驻沪办事处搬到南京去。此次雨雪天召开的会议,就是听杨杏佛报告关于搬迁这一沉重话题。众专家学者讨论半日,最后还是请蔡元培院长拿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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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心里自然清楚,这次由戴季陶提议,国民政府同意研究所搬南京,是冲他避居上海,远离南京控制,消极抵抗而来。在上海建研究院,是蔡元培从一个基金会弄来的钱,国民政府连一个子儿都没拨过,凭什么要强迫搬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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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记得因为自己几次提出辞去中国研究院院长职务,1929年秋,蒋介石曾亲自到他的上海住所看望他,苦口劝他不要辞职,还是到南京继续当院长。此次又以戴季陶来压他,他不满地对大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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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适之来看我,说政府要员中,很多人与中央研究院过不去,借此报复我与他们不合作,让我们搬到南京,无非是在天子脚下,好管我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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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央研究院的这次会议,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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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天,一份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由杨杏佛急急忙忙地送到蔡元培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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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乃经历过大世面之人,政治风雨里早就磨砺得稳健沉雄,他看了看“决议”轻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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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理睬,我倒要看看老蒋如何对待老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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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杨杏佛多方疏通,加上老蒋在党内排斥异己,先是对付汪精卫、胡汉民、邓演达,不久又和阎锡山、冯玉祥翻脸,中央大战已在所难免,无暇他顾,搬迁之事,又放下了。另外,当时日本在上海也搞“对支文化事业局”,内设自然科学研究所。为对付日本的文化侵略,中央研究院留在上海,也是形势之所需。当然,蔡元培因此与南京不少重臣结怨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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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虽经费拮据,内战破坏,还是取得不少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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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语言研究所,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在河南安阳小宅村,发现并发掘了震惊世界的殷墟。蔡元培虽未亲临现场,但给当地军政大员多次写信,才使兵乱匪祸没有殃及考古发掘现场。结果发现大量殷代甲骨卜辞和青铜器,将中国古代史向前推进了上千年。此奇迹,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科学的诞生。该发掘主持人,是蔡元培慧眼所识的李济。1924年在山西发掘仰韶文化遗址的也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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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家李四光,在长江下游庐山等地,找到了第四纪冰川流行的证据。李四光在北京大学任地质系主任时,发表了《中国北部之蜒科》,获伯明翰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后蔡元培请他到中央研究院,成为地质研究所创始人。他的《冰期之庐山》,在国内外获很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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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酷爱文学,常参加文学界的活动。他曾以李仲揆名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发表过《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一文,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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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已经被学生驱逐了的校长杨荫榆先生打来了一次电话,她大致说:“女师大的问题现在可以解决。明早有几位朋友到学校参观,务必请你也来一次……我并预备叫一辆汽车来接你。”我当时想到,杨先生和我不过见面两次……又想到如若杨先生的话属实,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也许演到最后一幕。时乎不再来,所以我快快的应允了杨先生,并且声明北京的汽车向来与我们骑自行车的人是死对头,千万不要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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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料,没几日,鲁迅就写了《“碰壁”之余》,将李四光很是使棒加棍地揶揄、讽刺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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