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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冲》通过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共产党员受到一个佃农家的接待经过，歌颂了革命者与劳动群众共命运的献身精神。小说把革命者写成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冲破了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教条主义创作理论，具有很深刻的意义。从中，我们可窥到丁玲在文艺观创作方法方面，与创造社、太阳社诸人有不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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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所主编的《北斗》能成为文学大众化问题讨论的重镇，与丁玲的文艺观有关。在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在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条件下，应该如何看待彼此并如何接受的问题上，丁玲有独特的真知灼见。她曾石破天惊地呼吁：“《啼笑因缘》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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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她曾在中国公学发表演说，与鲁迅关系复杂、时敌时友的曹聚仁，评价丁玲此次演说时说，“当年丁玲的作品，已经脍炙人口，誉满江南，但她第一回上中国公学礼堂的讲台，就说得莫知所云”（《前记，我在上海的日子》）。这话并不可信。查资料，知丁玲讲了三个问题：一，新文学不能走进大众的原因；二，《啼笑因缘》《江湖奇侠传》何以能吸引大众；三，新文学在实现大众化的过程中，从中该吸收哪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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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没有像左联多数作家将《啼笑因缘》《江湖奇侠传》置于新文学的对立面，予以嘲讽和批判，如同鲁迅对待“鸳鸯蝴蝶派”那样轻蔑，本身就已经见到其眼光和见识，而勇于提出要“借鉴《啼笑因缘》《江湖奇侠传》之类作品底乃至俚俗的歌谣形式，放入我们所要描写的东西”，更是振聋发聩的声音。表明丁玲摆脱左联的文艺偏见，跳出个人文学的审美趣味，以及革命作家因无知而设立的文艺立场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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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与左联一些重要人物在文学大众化问题上的分歧是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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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公共租界自己的寓所被中统特务秘密逮捕。那天潘梓年因事到丁玲寓所来访，突然一群便衣特务闯进，将丁、潘二人捕获并戴上手铐。此时，左联的应修人也来访丁玲，被埋伏的特务发现，双方发生搏斗，应修人坠楼牺牲（《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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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申报》将《公安局捕潘梓年经过》一文发表，曰“查潘某系共产党江苏省委，为该党机关刊物《真话报》主任编辑，证据不确实，被捕后经公安局移送主管机关，依法严询，并未枪毙”。国民党当局怕其行动被外国人抗议“治外法权”受侵犯，故称并未在公共租界绑架丁玲。当时，关于丁玲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左联和文化界开展揭露绑架丁玲的救援活动，“丁玲事件”成为上海的热点新闻。鉴于丁玲已是很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丁玲失踪之谜，不仅引起上海文艺界的激荡，也令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在当局严密封锁这一消息的情况下，上海滩的坊间还是传出丁玲被杀的消息，报刊纷纷登载丁玲“遗照”“遗作”，还有“丁玲传记”纷纷登场，各大书局也争相出版丁玲作品，丁玲作品热成上海另一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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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璧作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文艺编辑，手头已握有丁玲交给他的《母亲》前四章，按原计划再有三万字即可成书出版，孰料丁玲突然失踪，令赵家璧颇为踌躇。后来根据他的《重见丁玲话当年——〈母亲〉出版前前后后》一文介绍：“我那时考虑到不知何年何月作者才能继续把小说写完，这卷未完成的手稿，只有放进存稿柜的最后一格算了。”正当赵家璧为之不胜惋惜的时候，他在良友公司同仁郑君平，私下向他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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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建议把丁玲的那部未完成的长篇立刻付排，你可以写个编者按作个交代。书出得越快越好。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登广告，大肆宣传，这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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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君平即左联发起人之一的创造社元老郑伯奇，据《都市漩涡中的多重文化身份与路向——20世纪30年代郑伯奇在上海》的作者葛飞说，郑伯奇是为了执行党的秘密任务，即扩大左翼的影响，而化装为“郑君平”，成为良友的编辑的。上面向他传递的“鲁迅先生建议”，是否有其事，没有资料证明，故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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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从编辑到出书，赵家璧仅用了一个月零十天，速度之快，实为罕见。而发行量达八千册，也为当时图书发行之奇迹（《鲁迅先生为〈良友文学丛书〉开了路》）。《母亲》出版第二天，《申报·自由谈》报道了读者争相阅读《母亲》的消息：酷热难熬的夏夜书店，读者天马“随手从书架上取了一本最近出版的丁玲女士的《母亲》，打算用强注式的阅读把我纷乱的心思平静下去。这法子果然有效，不到一刻钟，周身的汗珠即被从窗外透进的习习微风吹干，芭蕉扇已从手中自然地丢落足旁”（天马《夏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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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各报刊都对丁玲被捕这一消息保持沉默，鲁迅等也多以发表旧作等方式支持丁玲时，丁玲的朋友施蛰存率先在他主编的《现代》第三卷第二期上，以《编者缀语》的形式石破天惊地报道了丁玲被捕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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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中本来还可以有一篇丁玲女士的近作，但她还来不及写成之前，在五月十四日那天，我们就听到她因政治嫌疑被捕了。一个生气跃然的作家，遭到厄运，我们觉得在文艺同人的友情上，是很可惋惜的。愿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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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还在同期《现代》发表了戴望舒的《法国通信》，其小标题是“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谛运动”。文章说，“自从希特勒掌握德国政权以来，德国便处于一个绝端的法西斯谛的恐怖之中；德国的知识阶级，也逢到了它的厄运”。文章还介绍法国对希特勒的反抗。施蛰存安排这篇文章和《编者缀语》一并发表，其“指桑骂槐”以痛斥蒋介石法西斯暴行意图，十分明显。施蛰存又在《现代》第三卷第三期上，编印了《话题丁玲女士》，有丁玲、胡也频照片，《奔》手稿、《母亲》卷首插绘，并有按语：“女作家丁玲于五月十四日忽然失踪，或谓系政治性的绑架，疑幻疑真，存亡未卜。”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揭露和对朋友的惦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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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曹聚仁主编《涛声》则爆出“丁玲已被枪决”的消息，引起文坛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激动和愤怒，纷纷声讨国民党当局。施蛰存从抗议信中选了两封，发在8月号《现代》的“社中谈座”栏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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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事件”或许只是那个时代上海文坛的一桩普通事件，但竟能引起社会如此大的震荡，足见丁玲和其作品影响力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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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蔡元培是高遏行云的文化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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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月，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驻沪办事处，召开院务会议。那天上海雨雪霏霏，亚尔培路办事处的小礼堂里，聚焦了当时学界各门类的享誉国内外的研究学者：李四光、竺可桢、梁思成、严济慈、茅以升、陈寅恪、赵元任、翁文灏等。他们不辞劳苦，一直聚集在精神领袖蔡元培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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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为了掌控这些国宝级的专家学者，曾多次指令蔡元培，将中央研究院驻沪办事处搬到南京去。此次雨雪天召开的会议，就是听杨杏佛报告关于搬迁这一沉重话题。众专家学者讨论半日，最后还是请蔡元培院长拿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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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心里自然清楚，这次由戴季陶提议，国民政府同意研究所搬南京，是冲他避居上海，远离南京控制，消极抵抗而来。在上海建研究院，是蔡元培从一个基金会弄来的钱，国民政府连一个子儿都没拨过，凭什么要强迫搬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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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记得因为自己几次提出辞去中国研究院院长职务，1929年秋，蒋介石曾亲自到他的上海住所看望他，苦口劝他不要辞职，还是到南京继续当院长。此次又以戴季陶来压他，他不满地对大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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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适之来看我，说政府要员中，很多人与中央研究院过不去，借此报复我与他们不合作，让我们搬到南京，无非是在天子脚下，好管我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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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央研究院的这次会议，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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