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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吴晗无私的关心和指导,使他受益终身。几年后,吴晗成为一位颇有成就的明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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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明史专家的吴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学者从政,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是大肆拆毁燕京古城的吹鼓手。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吴晗因京剧剧本《海瑞罢官》、杂文《燕山夜话》等,与邓拓、廖沫沙同时获罪,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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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二期,发表了汤晏的文章《从胡适与吴晗来往函件中看他们的师生关系》。确定了师生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在全国开展批判胡适的运动中,吴晗对恩师胡适照样是口诛笔伐,这是那代文化人的集体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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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胡适还曾复信闻一多、梁实秋,有意牵头《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可惜,种种原因,这一文化工程竟由梁实秋一人穷毕生心血,独立完成三十七卷本《莎士比亚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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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教学和著述半年后,暑假到了,1931年8月6日,胡适应丁文江夫妇之邀,带儿子祖望到北戴河去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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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1921年与胡适同办《努力周刊》,提倡“好人政府”。1926年4月,曾任淞沪商埠总办。5月,他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其中有“鄙人为一书呆子,一个大傻子,决不以做官而改变其面目”等语。1926年7月,鲁迅曾在《马上支日记》一文中,一口气批评了陈源、胡适、牛荣声、刘海粟等一干人,其中有丁文江。鲁迅于1931年12月写的文章《知难行难》中,针对《申报》一则电文,“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奉蒋如,对大局有所垂询……”,再次对丁、胡进行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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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胡住在北戴河莲蓬山一座别墅里。胡适登上可俯瞰乐亭的碣石山,眼含热泪,自然想起老朋友李大钊。1930年,《胡适文存》三集出版(亚东图书馆),扉页上题签“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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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8月17日,胡适携儿子祖望与丁文江夫妇,告别海浪沙滩,回到北平。初秋,9月14日,北京大学第二学期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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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以后,发生了令中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按早就策划好的阴谋,由独立守备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队引爆埋在南满铁路上的炸药,将铁路炸断,却造谣指责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然后在仅仅一周之内,两万多日寇在中国东北的广阔地域上,几乎兵不血刃,相继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三十多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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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自这日起,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长达十四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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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众多相关历史陈述,皆言国民党政府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事实并非如此。作家王树增在其长篇报告文学《抗日战争》中说:“1990年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按照张学良的说法,“日本要来挑衅,想借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和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冲突就不会扩大,日本也就找不到动武的借口”,而中央“政府给的回答不外乎是两句话,就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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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后来以发动西安事变而闻名史册,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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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唤醒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和血性。原本平静教书治学的生活,已弭平胡适因批评国民党专制带来的伤痕,寂静的书斋也消退了胡适在上海的政治热情。尽管治学和教学的环境深受影响,而心志有些遗憾,但在关乎国家存亡的大是大非的历史关头,他的一腔爱国热忱,又在他身上汹涌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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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隐逸态度为宜”——周作人躲进“苦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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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年初,北平八道湾十一号周宅,在灰蒙蒙的阴云下,显得清冷而寂寥。周作人在书斋里,写信给汪馥泉,信中说,“我觉得现在各事无可批评,有理说不清,我们只可‘闭门读书’,做一点学艺上的工作,此不佞民国十八年的新觉悟也。我觉得现在世界上是反动时代的起头,低文化的各国多趋于专制,中国恐亦难免,且封建思想更深且重,所以社会现象亦更不佳,既无反抗之志与力,我想且稍取隐逸态度为宜”(《现代中国作家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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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以大时代的弄潮儿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他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扮演了战士的角色,还曾发表《人的文学》《论黑幕》与《平民文学》等重要的进步文章,胡适称《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周作人这些文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最能显示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重要理论。周作人还在1919年的“六三”事件中,站在爱国学生一边,写《前门遇马记》,半是抗议,半是嘲讽,并亲自送到李大钊那里,编进《每周评论》。陈独秀在东安市场撒革命传单被警察厅逮捕,周作人以北大代表名义前去探监,设法营救。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周作人让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躲在八道湾十一号一个多月。周作人还曾着迷于日本的类似共产主义的“新村”运动,那虽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地,也是周作人自己的“乌托邦”。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是“新村”运动的支持者。进步的周作人,当时的人望是超过其兄鲁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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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党”以后,周作人躲进寂寞的八道湾,那“苦雨斋”便也萧寂得如同古寺一般。周作人的“五四时代”渐渐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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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2月1日,周作人在《致胡适书》(收入《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发出这样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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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六七年在北京,觉得世故渐深,将成“明哲”,一九二九年几乎全不把笔,即以前所作亦多暮气,偶尔重读,不禁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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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一生读书成癖,且以写作为生命存在方式,“几乎全不把笔”,虽“自知或者于道更近”,却是生命的停滞,其间的痛楚,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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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于1929年岁尾,曾提出“闭门读书论”。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周作人面对历史风风雨雨,无可奈何,身处白色恐怖,又选择“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焉能有所作为?周作人只能沉湎于“凡人的悲哀”了。当他从报上读到胡适以犀利的文锋,批判国民党专制,并讨还“人权自由”,而受到当局排挤迫害时,看似心静如水的周作人,不由自主地对五四运动的旗手老朋友胡适产生深刻的同情。他写信给胡适说:“‘这个年头儿’还是小心点好,拉伯雷说得对,‘我自己已经够热了,不想再被烤’。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最好的办法是到北平来……我总觉得兄的工作在于教书做书,也即是对于国家,对于后世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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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周作人的信中,弥漫出文人的世故之气,但胡适还是十分感动。他回信说,“至于爱说闲话,爱管闲事,你批评得十分对。受病之源在于一个‘热’字”,“我对于名利,自信毫无沾恋。但有时总有点看不过,忍不住”。胡适在信中,还引用了王仲任的名句“心涌,笔手扰”来表“最足写此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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