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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信中，对周作人来信中的一句“交浅言深”，颇“有点感触”。胡适十分动情地说：“生平对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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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信，相信读者会对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产生敬意：两人既开诚布公彼此人生选择与政治选择上的分歧，或公开论战于报端，或私下通信相劝；同时都遵循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这些话的权利”，尊重对方的选择和言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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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寥中的周作人，再受致命打击。1929年11月20日，在深秋肃杀的寒风中，他那如花朵般的十五岁女儿若子，不幸突然凋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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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爱女的夭亡，周作人写《若子之死》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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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日若子自学校归，晚呕吐腹痛，自知是盲肠，而医生误诊为胃病，次日复诊始认为盲肠炎，十八日送往德国医院割治，已并发腹膜炎，遂以不起。用手术后痛苦少已，而热度不减，十九日午后益觉烦躁，至晚忽啼曰“我要死了”，继以昏呓。注射樟脑油，旋清醒如常，迭呼兄姊弟妹名，悉为招来，唯兄丰一留学东京不得相见，其友人亦有至者，若子一一招呼，唯痛恨医生不置。常以两腕力抱母颈低语曰，“姆妈，我不要死”。然而终于死了。吁！可伤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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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这段文字，不仅写出爱女夭亡经过，特别是若子临终时神志清明，那一切言行，让人历历在目，不堪回首，更是写出作为父亲的周作人肝肠寸断、如触肿疡的刻骨悲痛，令人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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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已四十一岁、意识到“人过中年”的周作人心绪忧郁，向执教的女子学院告假，“在家，终日怅怅无所之”。为了祭悼爱女，他在八道湾十一号寓所，设祭棚，请来众僧人，置道场，放焰口，诵经文。然后素车旌幡，将若子遗体置西直门外广通寺内，托僧侣诵经。后每逢祭日都诵经悼念，成为惯例。周作人乃受高等教育之人，自称是唯物主义者，他这么做，既是抚慰爱女在天国的灵魂，又是借此抚慰自己悲痛欲绝的心灵。更重要的是，他在表达对一切生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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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若子逝世后的十二天，周作人在《世界日报》上连续两天刊登广告，将若子之死归罪于德国医院山本忠孝大夫误诊。这种涉嫌迁怒与报复的心理，有些失态。但误诊乃实情，联系梁启超之死、鲁迅之死，皆是外国医生误诊所致，周作人的做法，似又可谅解。笔者有《鲁迅之死与梁启超殒命》一文，刊于2011年11月28日《今晚报》，读者不妨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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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月5日，周作人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去冬十一月次女若子病故，心情恶劣，至今未能安心读书，自思对于死生别无甚迷执，唯亲子之情未能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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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周作人在《中年》一文中说，“中年是理智的时代”，应“用经验与理智去观察人情和物理”。但若子之死，他表现得并非“理智”。人啊，有时很难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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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装帧十分精致的小型周刊《骆驼草》悄然问世，立刻引起北平学界的关注。不料，刚到6月，左翼作家就在《新晨报》副刊上发表批评文章，讥讽《骆驼草》上的文章，都是文坛“落伍”之流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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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作家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以“拉普”理论胡乱批评《骆驼草》，不仅引起周作人身边人的极大不满，也让不少自由主义者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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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草》周刊的出版，可追溯到1924年。据周作人当年3月14日的日记载，“交骆驼稿与凤举”，6月18日日记，又记有周作人等在北海公园水榭，下午五时，“由骆驼社宴，二十六人，七时返”。次日，《晨报副刊》报道称：“骆驼社的基干是周作人、张凤举、徐祖正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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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骆驼社曾出版《骆驼》一期，刘半农在《语丝》第一百一十八期还发表了一篇诗歌《骆驼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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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颂你保持着你雍容的气度， 忍受一切人们的侮辱与诅咒。 祝颂你永远的慢拖慢拖的向前走， 背上永远担负很重的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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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面对文坛弥漫着的浅薄与虚浮，赞颂了骆驼社文友的坚忍的文化精神。而这正是周作人筹办《骆驼》的初衷，给浮躁的文坛吹进一缕坚忍的清风。以当时周作人的清明和影响，很快，骆驼社聚集了很多文苑新秀，像与周作人很亲近的俞平伯、废名及冯至、梁遇春等。俞平伯与周作人在1922年就熟识，后又成为燕京大学的同事，周是教授，俞是讲师。废名是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清党”之后，周作人躲进八道湾的“苦雨斋”，常去拜访者有俞平伯和废名，后当废名衣食无着时，索性住进八道湾，与老师朝夕厮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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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北平已失去文学中心地位，但以周作人和骆驼社为中心，形成了当时北平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文化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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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草》周刊是一本新的散文杂志，周作人主持，由废名操办。1930年5月，在《骆驼草》出版前两个月，迁到上海的《语丝》停刊。语丝社是文学研究会一脉的一个文学社团，《语丝》推出并形成的富有思想锋芒的现代随笔，对中国现代散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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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社成员在创办之初，思想原本就不一致，但在对社会现实进行“文明批评”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合力。但女师大事件发生，语丝社重要成员鲁迅与周作人、林语堂在要不要执行“费厄泼赖”等方面，发生了分歧，为后来的分化乃至刀笔相见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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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来，语丝体分化成以鲁迅为代表的投枪匕首式的随笔、以周作人为代表的闲适散文和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幽默小品。这原本形成了散文样式丰富多彩、风格神味各异的大好局面，但却导致了三方各守城堡甚至大动干戈的局面，真是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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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草》非“语丝体”之延续，而是彰显周作人的“京派”闲适小品风格。其《发刊词》中，开宗明义，“不谈国事”，在“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骨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徐祖正在《骆驼草》上发表《文学运动与政治的相关性》说：“希望从事政治革命的人始终不要丧失在文艺世界里少了不成的那种真挚性与彻底性；同时对于从政治的立场回来谈文艺的人少用一点他们的宣传与煽动。”此文表达了《骆驼草》对政治的旁观、超然的态度。这少不了引起进步年轻人特别是左翼作家的批评，称《骆驼草》的作家群是“没落”文人。俞平伯作《又是没落》（《骆驼草》第七期），反驳这些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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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的反驳是无力的。试想，在国民党黑暗专制的统治下，有良知的文化精英如胡适、罗隆基、张寿镛等，不惜身家性命，掀起人权舆论浪潮，而骆驼社的作家却对此持超然、旁观的态度，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和良知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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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京派”散文的代表人物。在《新青年》和《语丝》时，他还是反封建礼教的战士，他那高扬思想启蒙精神的犀利的战斗驳难的文字，犹存其作品间，给他带来很高的声誉。到了20世纪30年代，文坛各种成分和力量壁垒分明，针锋相对，躲进“苦雨斋”的周作人，还是被卷入社会、生活的旋涡，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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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周作人到北平辅仁大学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9月由北平人文书店印行），在谈到新文学与传统文学衔接汇通时，主张“即兴言志”的创作态度，强调尊重文学的独立性，维护作家自由表达思想的文学原则。从中我们看到这位曾经的新文学的带头人，渐渐偏离了新文学的主潮，走上一条田园牧歌式的文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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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草》诸作家之“即兴言志”，是回避政治，言个人情感意绪之态。其散文多冲淡自然，讲究收敛和内蕴，文白相间，收放适度，简约自然，形成一种平和、雍容、淡雅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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