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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一直微笑着，认真听艾思奇的报告。艾思奇讲罢，金岳霖微笑着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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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艾思奇同志坚决反对形式逻辑，要与形式逻辑做坚决斗争。听他演讲之前，我本想跟艾思奇同志斗一斗，争一争。听完艾思奇同志的演讲之后，我完全赞同他的讲话，他讲的话句句符合形式逻辑，我就用不着斗，用不着争了，谢谢艾思奇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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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微笑着说这番话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北京领导人张奚若，听着金岳霖的话，知道他分明在反击当时党内的哲学权威，便在一旁暗暗扯金岳霖的衣襟，让他不要再说下去。但金岳霖并没有接受好朋友的好意，还是微笑着绵里藏针地、机敏地将话说完。在学生快意的笑声中，艾思奇尴尬地笑，张奚若提心吊胆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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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哲学家的逻辑学本事，总是用在战斗上。它是合乎逻辑地微笑着将论敌轻松地撂倒在地。这不仅是逻辑力量，更重要的是人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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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金岳霖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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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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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师从罗素和穆尔，这两位哲学家在当时已誉满全球。罗素的《数学原理》和休谟的《人性论》两部书，使金岳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引得他最后步入哲学领域。在欧洲游学期间，金岳霖几乎读遍了西方哲学大师的经典著作。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著作无不涉猎，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习研究。比如，他对休谟的著作读到烂熟于胸，某一页的某句话，或某个重要的概念，他都能清楚记得，甚至倒背如流。在融会贯通其思想理论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自己的哲学、逻辑体系。归国后，边任教边治学。每周除教学用去三天外，其余时间他大都不会客，不干别的事情，集中精力研究，写作。若此时造访金岳霖，毫无例外地会吃闭门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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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一生写了三部哲学著作，《逻辑》《论道》和《知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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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出版于1935年，甫一出版，即被中国逻辑学界誉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著作”。金岳霖自己却说：“写得最糟的是《逻辑》。”他认为“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论道》是在西南联大时写就的。那时，金岳霖与朱自清、陈岱孙等教授同住在昆明著名的唐继尧家的花园里，每家分得戏台大包厢之一隅。大家为照顾金岳霖写作，把大包厢最清净的地方腾出来，放置他的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供他安心写作。就在昆明北门街七十一号唐家花园，金岳霖完成了他满意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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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的《论道》，重点是时流，用他的话表述：“‘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能之会出会入谓之数’，‘几与数谓之时’。这就使我回到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洪流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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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创作《论道》时，冯友兰也在写他的《新理学》。其间，二人常有沟通交流。后来冯友兰在评价这两部书时说，自己的《新理学》是“旧瓶装新酒”，金岳霖的《论道》是“新瓶装新酒”。冯认为金对他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而自己却很少影响金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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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问世，哲学界依旧平静如水，波澜不惊。唯一发出声音却评价不高的是林宰平，这令金岳霖大为失落。他颇为寂寥地对弟子冯契说：“《论道》这本书出版后，如石沉大海，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有评论……也没有人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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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反响，对金岳霖有些不公平。金岳霖一生做学问，态度极为严肃、严谨、严格。他有时花费不少心血和工夫写成厚厚的一摞书稿，当发现其中有不满意之处，会不惜将书稿毁弃，然后重起炉灶，再不如意，再毁弃而不惜。他是绝不拿自己不满意的东西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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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论》是金岳霖“花精力最多”也是最厚的一部哲学著作。全文近七十万字，抗战前已成雏形。尽管在日本飞机轰炸时，不带细软，此书稿却从不离手。但百密一疏，一次到山沟躲轰炸，还是遗失了。痛惜之余，金岳霖又重新开始写作，直到1948年12月，才再次完成全书。两次撰写，《知识论》耗去十年光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次，张岱年问起《知识论》，金岳霖无奈地说，《知识论》“我已经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话间透露出那个年代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凄楚，直到1983年，《知识论》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那时离金岳霖仙逝只剩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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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以八十八岁米寿高龄，在《知识论》的自序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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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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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为中国培养了不少哲学人才。很多后来的各界风流人物，对金岳霖的授业，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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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秘书，曾任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的胡乔木作为学生，曾听过金岳霖的哲学课。他后来回忆老师金岳霖时，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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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力壮，讲课生动，很有吸引力。他旁征博引，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学生非常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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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做学生时听了金岳霖的课，触动很大，他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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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是他教会了我对任何事物要好好地想一想，不要相信书上的话，也不要听旁人的话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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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对这位弟子是有恩的，乔冠华去日本留学，其可观的路费，是金岳霖所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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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北大教授季羡林，初听金岳霖的课，成绩一直不好，甚是苦恼。不久，季羡林发现自己高中时学过的哲学课，与金教授所授非一个哲学体系，他从金岳霖的哲学课里，了解了一个全新的哲学，成绩大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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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钱学森，后来成为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核弹之父”。他回忆，金岳霖授业时，备课颇为认真，每上一堂课，都写好详细的讲授提纲。钱学森清楚记得金教授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情景。那时天气渐凉，金教授空手走进教室，坐在讲台的椅子上，然后往呢大衣袖筒里一掏，竟掏出一沓白纸，那是用钢笔密密麻麻写成的讲授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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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金岳霖接到一个陌生的中学生殷海光的信，信中说他读过金先生由清华大学出版的逻辑学教材后，很感兴趣，并向他请教一些关于逻辑的问题。金岳霖很欣赏这位十六岁中学生的才气，回了信予以鼓励，并邮寄一些有关的书籍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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