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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年，殷海光打算到北平求学，但家境贫寒，无力承担求学费用，就写信向金岳霖求助。金岳霖即刻找到张东荪，请他为殷海光找一份半工半读的工作。不久，张东荪告诉金岳霖，已为殷海光安排妥工作。金便通知殷海光动身来北平。谁知，殷海光到北平后，张东荪并未践诺。金岳霖只好自己担负殷海光的各种费用。金岳霖太忙，每周安排一次与殷海光晤面。先谈学问，然后吃饭。金岳霖热情亲切的态度，让原来很自卑的殷海光，找到了自信和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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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疏散搬迁，金岳霖又出资五十银圆，安排殷海光安全返回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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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张奚若在西南联大，家境困难。一日早晨，张夫人在椅子上发现了一沓数目不少的钞票，一家人感到很奇怪。张奚若忽然想到，昨天晚上金岳霖来家里串门，一定是他看到自家生活拮据，走时偷偷将钱放到了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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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空气极其严酷。沈从文处境不好，丁玲等老友都疏远了他，他情绪极为低落，经济上也窘迫。金岳霖并不避嫌，常到沈从文家拜访，使沉闷的沈家充满了生气。金岳霖从不空手，总要带上当时稀缺的食品，让沈从文的两个儿子欢呼雀跃。有时金岳霖从口袋里弄出两个硕大的苹果，让孩子们比哪个更大，然后说一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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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一生宽和，乐善好施，总是尽力去帮助朋友、同事和学生。欧阳中石在追忆这位清华园里的好人时，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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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止大度从容迟滞而神采奕奕的气宇，令人望而生敬，自然而然涌起一种“景之仰之”的崇敬之情，然后接近起来，却让人时时处处感到亲切，感到爱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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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是一生的挚友。梁思成曾说：“我自己在工作中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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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总是那么理性”的金岳霖，当爱情突然降临的时候，他自己就乱了方寸，糊涂了。他爱上了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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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林徽因在北平香山静宜园双清别墅疗养时，由徐志摩引见，金岳霖结识了林徽因。这只是初识，并无深交。是年，金岳霖参加清华大学的“驱吴运动”，与张奚若、张子高等七人，组成起草委员会。11月19日，好友徐志摩由南京乘飞机飞往北平，途经济南，机毁人亡。金岳霖与梁思成、张奚若到济南与从青岛来的赵太侔、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等聚于福缘庵，与徐志摩遗体告别。后来，金岳霖又到美国度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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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与林徽因相恋，应是1932年，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同住北总布胡同之后的事情。1932年，梁、金同住北总布胡同三号一个前后两院的四合院里。梁一家住前院，金岳霖独自住在后院。两院相通，前后院又都是单门独户。当时，北平有多个知名的文人名流聚会的文化沙龙，其中就有一个是前院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一个是后院金岳霖的“湖南饭店”。这里常常是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甚至南开大学的学者教授们喝下午茶，聊天，晚上一起吃饭雅聚的地方。在这优雅的四合院里，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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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与林徽因朝夕相处，频繁交往，彼此逐渐深入了解，感情自然而然也随之加深。特别是金岳霖与泰勒分手后，一直只身一人。而林徽因自徐志摩遇难后，其感情经历了苦痛，“我的信仰、至诚/和爱的力量”（林徽因诗句），并没有在“过往的中间安睡”，“物存人亡，倍加伤情”。她对徐志摩的爱，如烟如云如雨。但对徐志摩的爱恋，总会“如暮天里不成字的寒雁，飞远更远，化作远山，化作烟”。而今云烟已远。两个感情孤寂的人，一个绅士，一个才女间产生爱恋，这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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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天，林徽因很悲痛地对丈夫梁思成说：我苦恼极了，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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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梁思成听了妻子的痛苦表达后，以冷静、友善和宽宏，化解了情感风波，成就了三个人终生不渝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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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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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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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与林徽因的恋情，对双方的生活都没有造成悲剧性后果，甚至连波澜都没掀起。这与梁思成的理性、宽厚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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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审视那些经历沧桑的中国知识分子时，总是着眼于他们是否心系、效力于祖国的命运，这是不错的，但往往忽视了探索他们的人格操守和文化灵魂，那里有维系我们民族万古长青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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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生气勃勃，勇敢结实”——萧乾的小说与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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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是一位怀有爱国激情又深具使命感和正义感的作家和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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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是20世纪70年代末结识萧老的。那时，笔者就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萧乾夫人文洁若是同事。在一次社里召开的座谈会上，文洁若把笔者介绍给她已七十高龄却充满活力的夫婿。白发，圆脸，笑得很灿烂，那双手也厚实而温暖。不久，在老社长严文井的家，再次与萧老相遇。听二位老人谈萧乾刚刚在《当代》发表的青少年时期的回忆《一本褪色的相册——〈萧乾短篇小说选〉代序》。那两张兴奋的面容，至今未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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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是1933年写出第一篇名为“蚕”的小说的。通过《蚕》，与北平名媛、“美艳如花”的女作家林徽因相识，并在沈从文的帮助下，进入北平作家圈。那时，萧乾还在北平辅仁大学读英文系本科。因生活拮据，不得不半工半读。不久又转到燕京大学新闻系就读，成了沈从文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那时，他已与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斯诺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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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年深秋，他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自己写的《蚕》。当时，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任主编，萧乾就将习作《蚕》寄给沈从文，请他指教。他本想等沈先生指点后，再经修改，重新抄一遍。不料，“就这么登了出来，我自是喜出望外。尽管那是把五千字的东西硬塞进三四千字的空间里——也就是说，排字工人把铅条全抽掉，因而行挨行，字挨字，挤成黑压压一片”（《一代才女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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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萧乾在辅仁大学读书期间，为了生活，曾帮助一位美国人编辑英文《中国简报》，写过一些有关中国新文学方面的文章。他写过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田汉的《名优之死》，也写过茅盾。因写沈从文访问记，与当时大名鼎鼎的沈从文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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