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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总是那么理性”的金岳霖，当爱情突然降临的时候，他自己就乱了方寸，糊涂了。他爱上了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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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林徽因在北平香山静宜园双清别墅疗养时，由徐志摩引见，金岳霖结识了林徽因。这只是初识，并无深交。是年，金岳霖参加清华大学的“驱吴运动”，与张奚若、张子高等七人，组成起草委员会。11月19日，好友徐志摩由南京乘飞机飞往北平，途经济南，机毁人亡。金岳霖与梁思成、张奚若到济南与从青岛来的赵太侔、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等聚于福缘庵，与徐志摩遗体告别。后来，金岳霖又到美国度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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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与林徽因相恋，应是1932年，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同住北总布胡同之后的事情。1932年，梁、金同住北总布胡同三号一个前后两院的四合院里。梁一家住前院，金岳霖独自住在后院。两院相通，前后院又都是单门独户。当时，北平有多个知名的文人名流聚会的文化沙龙，其中就有一个是前院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一个是后院金岳霖的“湖南饭店”。这里常常是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甚至南开大学的学者教授们喝下午茶，聊天，晚上一起吃饭雅聚的地方。在这优雅的四合院里，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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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与林徽因朝夕相处，频繁交往，彼此逐渐深入了解，感情自然而然也随之加深。特别是金岳霖与泰勒分手后，一直只身一人。而林徽因自徐志摩遇难后，其感情经历了苦痛，“我的信仰、至诚/和爱的力量”（林徽因诗句），并没有在“过往的中间安睡”，“物存人亡，倍加伤情”。她对徐志摩的爱，如烟如云如雨。但对徐志摩的爱恋，总会“如暮天里不成字的寒雁，飞远更远，化作远山，化作烟”。而今云烟已远。两个感情孤寂的人，一个绅士，一个才女间产生爱恋，这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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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天，林徽因很悲痛地对丈夫梁思成说：我苦恼极了，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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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梁思成听了妻子的痛苦表达后，以冷静、友善和宽宏，化解了情感风波，成就了三个人终生不渝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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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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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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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与林徽因的恋情，对双方的生活都没有造成悲剧性后果，甚至连波澜都没掀起。这与梁思成的理性、宽厚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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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审视那些经历沧桑的中国知识分子时，总是着眼于他们是否心系、效力于祖国的命运，这是不错的，但往往忽视了探索他们的人格操守和文化灵魂，那里有维系我们民族万古长青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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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生气勃勃，勇敢结实”——萧乾的小说与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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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是一位怀有爱国激情又深具使命感和正义感的作家和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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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是20世纪70年代末结识萧老的。那时，笔者就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萧乾夫人文洁若是同事。在一次社里召开的座谈会上，文洁若把笔者介绍给她已七十高龄却充满活力的夫婿。白发，圆脸，笑得很灿烂，那双手也厚实而温暖。不久，在老社长严文井的家，再次与萧老相遇。听二位老人谈萧乾刚刚在《当代》发表的青少年时期的回忆《一本褪色的相册——〈萧乾短篇小说选〉代序》。那两张兴奋的面容，至今未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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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是1933年写出第一篇名为“蚕”的小说的。通过《蚕》，与北平名媛、“美艳如花”的女作家林徽因相识，并在沈从文的帮助下，进入北平作家圈。那时，萧乾还在北平辅仁大学读英文系本科。因生活拮据，不得不半工半读。不久又转到燕京大学新闻系就读，成了沈从文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那时，他已与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斯诺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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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年深秋，他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自己写的《蚕》。当时，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任主编，萧乾就将习作《蚕》寄给沈从文，请他指教。他本想等沈先生指点后，再经修改，重新抄一遍。不料，“就这么登了出来，我自是喜出望外。尽管那是把五千字的东西硬塞进三四千字的空间里——也就是说，排字工人把铅条全抽掉，因而行挨行，字挨字，挤成黑压压一片”（《一代才女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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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萧乾在辅仁大学读书期间，为了生活，曾帮助一位美国人编辑英文《中国简报》，写过一些有关中国新文学方面的文章。他写过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田汉的《名优之死》，也写过茅盾。因写沈从文访问记，与当时大名鼎鼎的沈从文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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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夏，萧乾因与系主任吵架，一气之下跑到福州，去打工挣学费。萧乾曾在仓前山英华中学（即今福建师范大学附中前身）教国语。榕城留给他许多美好的回忆，二十三岁的他曾与学生们到鼓山露营六天，还游览了马尾、福清、海口等地。《蚕》就是以此为背景写的。1933年，萧乾重返北平，继续求学，并完成《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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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发表的几天后，萧乾接到沈从文的信，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了你那篇《蚕》，请你到她家吃茶。萧乾在1984年为《一代才女林徽因》一书作的序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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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她穿的却是一套骑马装，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边吧嗒着烟斗，边点头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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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萧乾与林徽因成了好朋友。他们经常到美学家朱光潜家，参加北平的另一文学沙龙“读诗会”。林徽因学识渊博，思想敏锐，言语锋利，对文学常有独到见解，往往与人争论不休。一次，她当着诗人梁宗岱的面，批评其诗作，彼此就争论起来。与林徽因交友及得到沈从文的鼓励，萧乾的小说创作一发不可收拾。从1933年到1934年，他每月至少写三篇小说。这三篇小说，由自己选或交沈从文选出一篇，其他的就撕掉。这是作家中不多见的。他宁少毋滥的严谨创作态度，深得友人赞赏。一篇小说发表可得稿酬二十大洋，可以解决吃饭住宿诸开销。临近毕业，没时间创作小说，他就写《书评研究》作为毕业论文，正本交学校，副本由郑振铎卖到商务印书馆，“得了两百块钱，那是我第一次拿到那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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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萧乾到天津《大公报》编《小公园》，还兼管杨振声、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两个月后，在杨、沈的举荐下，《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国闻周报》的文艺栏，统统交萧乾主编。1935年12月9日，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翌日，萧乾从天津赶到北平，到医院看望受伤学生，并写目击记揭露这一暴行。次年又奉调上海，同时编津、沪两地《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这一年，是萧乾自己视为工作最紧张、最兴奋，也是最热闹的一年。他利用《大公报》创刊十周年纪念活动，除了举办文艺评奖，还请来林徽因编一本《大公报小说选》，巴金、老舍、蹇先艾等人的三十多篇小说入选，广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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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斯诺在上海编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着的中国》时，萧乾被请去协助斯诺编译这本较早将中国现代小说介绍到外国去的书。其中选了一篇杨刚用英文写的革命题材的小说《肉刑》，曾发表在《国闻周报》上。这是杨刚应斯诺之邀创作的。杨刚和萧乾同被斯诺选中，共同编选《活着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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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刚是位才女，1927年免试入北平燕京大学读英文系，次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曾被捕入狱。出狱后，又成为北方左联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1935年，曾翻译英国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与鲁迅、茅盾等关系密切。1938年，接受中共中央之命，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译成英文。1944年，她又以特别记者身份赴美，担负起中共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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