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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从燕京大学毕业前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篱下集》《栗子》《落日》及自传体长篇小说《梦之谷》。他的老师沈从文为《篱下集》作了序，评论其小说曰：“生气勃勃，勇敢结实。”他认为，其小说有“乡下人”的气派，并断定凡接触这些作品的人都会和他有同感，“除了觉得很好，说不出别的意见”（《〈篱下集〉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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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吾也肯定了《篱下集》，他在《咀华集·篱下集》一文中，这样评析萧乾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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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篱下集》，虽说这是他第一部和世人见面的创作，我们会以十足的喜悦，发见他带着一颗艺术自觉心，处处用他的聪明，追求每篇各自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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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把萧乾的小说选入他的《文章例话》，作为擅长“使读者从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上体会得出人物的性格”的范例，而推荐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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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的生活经历与沈从文、废名不同。沈从文和废名二人都有刻骨铭心的乡村经历，而他于清宣统二年（1910）生于北京一个汉化了的蒙古族平民家庭。父亲与老舍的父亲一样，都是守城门的小卒。父母早逝，靠堂姐抚养长大。十二岁读崇实小学时，即半工半读，送过羊奶，当过学徒，搞过校对，抄过资料，是在北京文化氛围中走出的城市“乡下人”。他以亲历者的童年视角，写出了《篱下》《矮墙》等短篇小说。仅从小说“篱下”“矮墙”之题，已暗示自己寄人篱下的生活，具有世间炎凉的意象与内涵。小说中不断奚落他的“姨夫”，衙门的昏暗世界、工厂主的丑恶嘴脸都出现在天真孩子的眼里，他们与坚忍挣扎的“妈妈”，构成了北平底层的世俗人间。而萧乾熟悉的下层引车卖浆者，也自然会出现在他的小说里。这些北平底层人的自爱、自重、自尊的性格，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与“姨夫”“工厂主”、衙门官人的冷漠、丑陋，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正是萧乾小说包含的“城中两个世界”的结构。正如他自己在《忧郁者的自白》中所说，自传色彩很强的这些小说，都是“忧郁者的自白”。忧郁者的感伤是浓烈的，是健朗的，又是充满生气的。当然，萧乾早期的自传体小说，对贫富对立的愤怒和抨击，火气很大，而“我”未经文学化，作为文学形象很苍白，远不如其他人物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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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西方宗教及传教士在中国“收买灵魂”的罪恶勾当，是萧乾小说的另一类题材和主题。《蚕》用象征手法表现了“一点点宗教哲学”（《创作四试·〈象征篇〉前言》）。《皈依》里刻画的雅各军官和菊子、妞妞等人物，揭露了“救世军”传教士引诱穷困女孩子“入军”的罪恶。《昙》则以五四运动为背景，塑造了启昌和约翰牧师等人物形象，真实地反映了青年学生的觉醒，也写出了传教士的狰狞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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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和斯诺读了这两篇小说后，鼓励萧乾把这个题材写成一部长篇。萧乾接受了这个建议，积极准备材料，积累了一铁匣卡片。不幸因生活颠沛和一场大火，这些材料化为灰烬，这一计划落空。但萧乾的宗教题材小说，拓展了社会生活表现的广度，加强了社会批判的强度。萧乾早年“整个生活在基督教的环境里”，这种经历和具体经验，使他的小说涉足宗教题材，合乎逻辑。但萧乾的“反宗教”姿态，并非涉及宗教本身，通过小孩天真的眼光，展示人间的不平和不幸，是他对贫富对立情绪的延伸罢了。沈从文、废名的小说也有宗教文化的渗浸。废名的小说对禅的参悟可直接转化为对人生的领悟，与萧乾揭露“吃教者”的伪善嘴脸、为“遭侮辱者”鸣不平，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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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子》《邮票》等小说，留下了萧乾思想动荡的影子。前者表现了一二·九运动中青年人的思想状态，后者是以东北救亡运动为背景的。在艺术风格上，与沈从文、废名的小说着重内心生活揭示、探求人性的审美情趣，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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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的处女作《蚕》和长篇小说《梦之谷》是写爱情的，是他亲身经历的写照。萧乾在中学因“闹学潮”被校方除名，于是南下福州和广东汕头，在角光中学任教。在那里，萧乾和一位美丽的潮州姑娘发生了爱情。但是，由于当地一个兼舵江电船老板和长途汽车公司大股东的国民党市党部要员，企图霸占这个姑娘，从中作梗，结果萧乾失去了与他相爱的姑娘。《梦之谷》就是以这个亲身经历为基础写成的爱情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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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与当时北平、天津一带的年轻作家，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吴伯箫等，形成了平津很有生气的青年作家群体。这个群体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有意识地从古今中外的作品中汲取营养。萧乾自己在《创作四试·〈刻画篇〉前言》中说：“大天才也许着笔即成，我是描《芥子园》出身的。”当然是自谦，但他的“芥子园”里有屠格涅夫、哈代、契诃夫，有鲁迅、胡适、沈从文等。他是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不断汲取乳汁，获得经验，在中国文坛争得一席位的有特色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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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在特写（即报告文学）的创作方面，也表现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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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9月，他完成了第一篇报告文学《平绥琐记》。他是借一位在平绥铁路列车上当货运员的朋友提供的方便，连续两年暑假免费搭车，往返于北平与包头之间，然后将沿途所见、所闻、所思，用文学的笔法写出来。他在燕京大学读的新闻系专业，为他选择一个新的文学领域，提供了重要条件。《平绥琐记》显示了他“承受现状刺激的敏感”和“甄别体验现状的锐力”方面的能力。而从燕京大学毕业，进入《大公报》这一新闻媒体，更为他对国内外进行广泛的“人生采访”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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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的报告文学创作，大体可分三个时期。1934年从《平绥琐记》开始，到1939年为其第一个时期。主要创作主题可以概括成“民生疾苦”。他的报告文学以反映百姓生活疾苦，呼吁政府、社会关心民生疾苦为主调。代表作是写于1935年秋至1936年初春的《流民图》。该报告文学是他以记者身份，采访鲁西、苏北灾区见闻的实录。展示了灾民无家可归、啼饥号寒、尸横遍野的悲惨景象。客观上也是对国民党漠视灾民疾苦、救灾无力的控诉。此《流民图》一出，各地读者救济灾区的捐款“显著地在踊跃起来”（《未带地图的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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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萧乾采访岭东地区写下《林炎发入狱》和《岭东的黑暗面》等，采访保安地区又写下了《由香港到保安》。有为被当局与地主势力勾结制造镇压爱国贫苦农民带头人的冤狱鸣不平、伸张正义的；有揭露国民党官吏发国难横财丑行的；有写国民党内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劣迹和征募壮丁黑幕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报告文学中，不同程度地回荡着广大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日的旋律。如《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白》，记述了在华北敌后一支八路军游击队抗击日寇的动人事迹。《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报道了为修筑通向世界唯一大动脉的滇缅路，千万民工做出壮烈牺牲的伟大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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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秋之交，萧乾登上了法国邮轮“阿拉米斯”号赴英。在英国的七年间，一方面任教于东方学院或到剑桥大学当研究生；一方面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写下了如《矛盾交响乐》《血红的九月》等大量特写，生动地报道了英国抗击纳粹德国侵略的悲壮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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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令扬在《萧乾作品评析》中，说萧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量报告文学，应是“欧洲发展中重要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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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第四章 民国二十三年（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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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称1934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期”。周作人与鲁迅就“论语派”开展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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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称1934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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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数万读者的天津《大公报》特辟“星期论文”专栏，每日由专家、学者、作家执笔，评论世事时局，开全国之先河。胡适撰写《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公开提出“释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论犯罪的拘囚”，“应该明令一切党政军机关不得因思想言论逮捕拘禁人民”，“取消一切钳制报纸言论与新闻的机关”等要求。随后，胡政之也表示支持，“彼此共同负责”，他出于公心，光明磊落，气度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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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沈从文发表《禁书问题》，反对禁书，云“在当局群彦中，竟无一个人能指出它的错误”，是“极可惋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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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不顾当局的钳制，形成中国知识界、民间媒体联手争言论自由的强大态势：陈独秀身陷囹圄，东亚图书馆出《独秀文存》第十版两千册，以示抗议；南京《民生报》揭露行政院彭学沛贪污舞弊丑行，令当局甚为尴尬；成舍我发表《停刊经过如此！敬请全国国民公判》，批判当局摧残舆论的罪行；杭州记者公会倡议9月1日为“中国记者节”，得到各地同行的热烈响应。《大公报》曾发表《重庆的滥捕记者案》，借此再提“要求解放言论”的主张，《北平晨报》发表《重庆报界迭遭摧残》，声援被捕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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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报人史量才，在沪杭道上被军统特务暗杀而以身殉报。这之前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民间有一传闻，值得一叙。蒋曰：“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此事，从黄炎培《八十年来》也得到印证。报人史量才有胆魄，死得壮烈。他给我们留下的铮铮誓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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