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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自寿诗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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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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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诗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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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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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便可看出两诗所咏“出家”与“在家”,写的是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心境。这种矛盾,不仅仅属于周作人个人,更属于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集体。他们在五四时期培植出的“主义”和信仰,随着历史和时局的深刻变化。看似他们转而追求闲适,甚至心向佛禅,但灵魂里却有太多的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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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率先和诗抒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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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乐无家不出家,不皈佛教没袈裟。 腐心桐选诛邪鬼,切齿纲伦打毒蛇。 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 寒宵凛冽怀三友,蜜橘酥糖普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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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作人的闲适与消极相比,钱玄同的诗中,有与旧文化搏杀中的快慰和豪气,战斗精神还在。虽然他说这诗“是自嘲”,“火气太大,不像诗而像标语,真要叫人齿冷”。真有点“自嘲”的味道,但战士的灵魂没有蚀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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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以其诙谐个性,有《和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岂明老人五秩诗原韵》,轻松有余,苦味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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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兆绍兴同是家,布衣袖阔代袈裟。 只恋什刹海中蟹,胡说八道湾里蛇。 织就语丝文似锦,吟成苦雨意如麻。 别来但喜君无恙,徒恨未能共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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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作为周作人的老朋友,新文化运动时的老战友,在周作人五十大寿时自然也以和诗来祝贺,有《和苦茶先生打油诗》《再和苦茶先生·聊自嘲也》两首诗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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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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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家像出家,虽然弗着倽袈裟。 能从骨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 吃肉应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种芝麻。 想来爱惜绍兴酒,邀客高斋吃苦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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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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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不出家,也不着袈裟。 人间专打鬼,臂上爱蟠蛇。 不敢充油默,都缘怕肉麻。 能干大碗酒,不品小钟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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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致周作人书》中自注曰:“昨诗写吾兄文雅,今诗写一个流氓的俗气。”从诗中,我们可以读出胡适对闲适、消极的周作人,并不赞同,甚至有嘲讽、批评的味道。二人对人生的选择也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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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把周作人聘到北京大学任教的蔡元培,是讲究朋友之道的,也从外地寄来和诗三首。这里只选一首《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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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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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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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 六幺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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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末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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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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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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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诗,如其人,豁达、大度、有童趣。但周作人读了前辈同乡的诗后,有异乎寻常的反感,竟然不予与其他友人的诗一起发表。直到几十年后,靠写介绍鲁迅有关文章苟活时,为了赚取稿费,才翻出蔡先生的三首诗发表。发表时,周作人特别介绍道,“署名则是蔡元培,并不用什么别号,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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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按住不发的原因,周作人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知堂回想录》中揭晓:蔡元培“此时已年近古稀,而记叙新年儿戏情形,细加注解,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二十岁光景,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怅惘,即在极小的地方,前辈亦自不可及也”。此非由衷之语,他与其阋墙兄长在对待一直扶掖他们上进的蔡元培的负恩、仇恨,何其相似乃尔。其实,周氏兄弟反目,貌似成为仇人,但因同一骨血,同一文化人格,他们的骨子里的兄弟情,从未断绝。鲁迅在上海读了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之后,深有感触,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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