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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后来周作人说：“当时经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蒂芥，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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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致周作人的信时，曾抄录了署名“巴人”所写五首《和周作人先生五十自寿诗原韵》，和诗的目的很明确，有“刺彼辈自捧或互捧也”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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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无聊的作家，洋服也妄称袈裟。 大家拍马吹牛皮，直教兔龟笑蟹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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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刺从旧诗阵营打出来的所谓新诗人复作也”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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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意东家捧西家，脱了洋服穿袈裟。 自愧新诗终类狗，旧诗再作更画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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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刺周作人冒充儒释丑态也”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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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了儒家充释家，乌纱未脱穿袈裟。 既然非驴更非马，画虎不成又画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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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两首，一“刺疑古玄同也”，一“刺刘半农博士也”。谩骂鄙陋，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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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将“巴人”的“和诗”，抄给周作人，并非赞同“巴人”对周作人等的粗俗的讥讽，但借此敲打一下过于消极的周作人的用意是有的。周作人对此信表现得很淡然，正如他与胡适间的友谊。他曾在致友人的信中，吐露这种感情，说胡适“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惟如为了投机而骂，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当初不曾热烈地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地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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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周作人没想到的是，《五十自寿诗》竟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批判风波。首先发难的是，《申报·自由谈》发表了廖沫沙署名埜容的文章《人间何世？》并附和诗一首，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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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赶热场孤似鹤，自甘凉血懒如蛇。 选将笑话供人笑，怕惹麻烦爱肉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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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胡风出马，他无和诗雅兴，以一篇《“过去的幽灵”》直截了当地批评周作人，当年为诗的解放而斗争过的《小河》的作者，现在居然在这里“谈狐说鬼”，“对于小鬼也一视同仁了”，指出这是周作人“内心的幽灵”又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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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论胡风对《五十自寿诗》的批评是否正确，这类以革命为旗帜的文艺批评，一直存在脱离文学而多做政治批判的先天性不足。连周作人表现闲适、雅趣生活的作品都要简单粗野地讨伐，“革命文学”之路，只能越走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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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这次由《五十自寿诗》并引出一干文人朋友的和诗，可视为对那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的一次审视，诚如评论家钱理群所说，从他们的诗中，可见“有无可奈何中的自嘲，有故作闲适下的悲哀，不堪回首的叹息，拼命向前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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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带有悲剧意味的是，这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复杂的内心世界，既得不到同时代革命作家的认同而遭受大肆批判，时至今日，仍得不到某些文学史家对过去错误判断的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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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胡风诸人以猛烈批判周作人《五十自寿诗》为先导，开展一次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交锋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如前文所述，鲁迅突然站出来，替弟弟主持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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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30日，鲁迅在《致曹聚仁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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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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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其弟辩护，理与情皆站得住脚，但何苦非要顺带骂与之不睦的同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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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自寿诗》风波之后的夏天，周作人利用暑假，有了为期近一个月的第三次日本之行。鉴于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中日关系已十分紧张，周作人此番赴日，自然十分引人注目，也会引起种种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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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周作人文章的人，都会知道他对日本是深有感情的，甚至将日本视为“第二故乡”，胜于曾读书的杭州和久居的北平。对有六年读书时光的东京尤为怀念，有他写的《药堂杂文·留学的回忆》一文为证。甚至到了古稀之年的他，还充满深情地回味东京特有的温馨（《知堂回想录·日本的衣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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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些人的说法，周作人此行仅仅是为了“访旧”和“重温旧梦”。甚至还扯出并极力渲染周作人当年留学时的一段情缘。当年，他到二丁目的伏见馆去买书，结识了馆主人之妹乾荣子。乾荣子或给客人端茶，或帮人拿书，一双赤足，轻盈地在小屋里走动……不错，查周作人1937年5月24日日记，确有关于梦见乾荣子的记载：梦中，乾荣子“问陋字如何写，末有一竖否”，周作人答，“君写字必精进，何不为书一纸，即‘色纸’可耳”。为此梦，晚年的周作人和夫人信子经常争吵。由此就断定周作人到东京圆梦，就未免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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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揣测，说此次访日，“主要是追怀与寻访明治文学”。似也不太搭调，明治时代早已过去，周作人年轻时所景仰的明治时的文学大师夏目漱石、森鸥外等早已先后辞世，仅存的谢野宽先生，在外避暑，未能谋面。仅见到被他称作“自明治以至昭和，一直为文坛的重镇”（《立春以前·明治文学之追忆》）的岛崎藤村先生。一次是在日本中国文学会的宴会上，一次是藤村约友人小酌。那时藤村已六十三岁。此外，还见到老朋友武者小路实笃。仅此而已。故寻访明治文学之论也不足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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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偶遇郭沫若，有些许戏剧性。自20世纪20年代始，因二人个性、文艺观有所不同，二人曾有过几次文字之争。1920年10月10日的《学灯》上，同时发表了周作人翻译的波兰小说《世界的霉》、鲁迅的《头发的故事》，还有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对此，心高气傲的郭沫若甚为不满，他在给李石岑（《学灯》编者）的信中说：“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此当时著名的“牢骚”，系指周作人，引出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争论。郭沫若后又批评周作人重译的《法国的俳谐诗》，“纯粹的直译、死译，那只好屏诸文坛之外”（《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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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作人不予回应，钱玄同、郑振铎诸友既为之愤愤，又为之怨怨。那时，文人之争，有时如小孩过家家，无理取闹，意气用事者多。周作人不予回应，或许是最聪明的对应之法。周作人比郭沫若大度。1922年他在筹办北京大学日本文学系时，曾邀请过刚从日本医科大学归国的郭沫若到系任教的计划，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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