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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烛》到《死水》，闻一多的诗歌艺术有了发展。在诗的形象、意境和想象力方面，依如《红烛》，但在诗歌形式的锻造方面，已与《红烛》有明显不同。《死水》大多数诗篇是按他提出的“三美”要求（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创作的格律诗。在这一点上，闻一多与徐志摩提出的“把神韵化进形式去……又得把形式表现出来”的主张有些相似。闻一多认为新诗格律是“表现的利器”，并提出“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诗的格律》）。这一理论是否正确，不是此处讨论的，但从闻一多因一些诗评家说其诗“长于技巧”而勃然大怒，不惜与友人翻脸来看，他对所谓新诗格律化的标榜，是经不起推敲，不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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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集《死水》之后，闻一多在徐志摩的坚请下作四十九行《奇迹》一诗，此后再无新诗发表。经多年从事学术研究之后，他终于明白“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乃是他对新诗研究最具真知灼见的精辟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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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家们在研究闻一多诗歌创作及其诗论，特别是评价中国现代格律诗的建树上，过高地推崇闻一多的贡献。殊不知，在提倡“现代格律诗”方面，俞平伯、徐志摩、戴望舒诸人，都做出了贡献，非独闻一多。而他们之后，格律诗衰落，除因后继者缺乏生活的内涵，或拙于学养及艺术素养外，“现代格律诗”缺乏理论支撑是不争的事实。五十多年后，何其芳力图重振“现代格律诗”，收效甚微。何也？所谓“现代格律诗”是个伪命题，因为它违背了诗的艺术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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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在诗的形象、意境和想象上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创作了大量不朽的诗篇，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个有鲜明艺术个性的诗人，在新诗格律化的探索方面，也是一位探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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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一生为故国招魂”——钱穆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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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钱穆三十多万字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出版，引起学术界极大轰动，被学术界视为中国史学界“划时代的巨著”，誉之为“释古派”的扛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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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对《先秦诸子系年》也极为赞赏，多在不同场合称赞其书“极精湛”，“心得极多，至可佩服”，常将之与王国维的著作相提并论，云“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可谓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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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系年》在莘莘学子间，影响也很大。在钱穆曾任教的燕京大学和正在任教的北京大学反响热烈，皆称该书的自序，就足以让读北大、燕大的史学研究生细读几天。更有人说，该书任意十行文字都可以让“世界上随便哪一个有地位的研究汉学专家，把眼镜戴上了又摘下，摘下又戴上，既惊炫于他的渊博，又赞吁他的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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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读了《先秦诸子系年》后，合卷叹曰：“作得非常精练，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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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系年》的出版与钱穆进北平，与顾颉刚有关。1929年春，从广州中山大学回北京途中，时已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并编辑《燕京学报》的顾颉刚，在故乡苏州稍作停留。他在家乡友人的陪同下，到苏州中学拜访了在校任教师的钱穆。在其办公桌上，发现了钱穆写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翻阅一下，很感兴趣，遂借到家里认真阅读。几天以后，顾颉刚行期在即，钱穆至顾家回访。其时，顾颉刚已读完《先秦诸子系年》书稿，便兴奋地对钱穆说：“你的《先秦诸子系年》只是匆匆翻阅。我看你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应该去大学中教历史。”并表示可以推荐他去中山大学任教，同时邀钱穆给《燕京学报》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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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回京不久，中山大学便在其推荐下，致电钱穆，聘他到该校任教。因故钱穆未能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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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钱穆刊印《刘向歆父子年谱》，开辟了一条以史治经的新路径。胡适盛赞道：“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天津《大公报》也称之为“学术界上的大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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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乃自学成才，却不迷信权威。当时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被学术界视为权威。应顾颉刚之约，钱穆将《刘向歆父子年谱》投给《燕京学报》。寄稿之前，钱穆有过犹豫，他知道，顾颉刚是康有为学术观点的拥护者。而自己的文章正是证明康氏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最后，他相信顾颉刚会出于公心，尊重学术研究之精神。果然，顾颉刚将《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在《燕京学报》，并以此文为由，将钱穆推荐给燕京大学任教。钱穆感慨系之，曰：顾颉刚“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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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甫一发表，影响甚大，推翻刘歆遍造群经说，在经学史上另辟以史治经的新径，对经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罗义俊说，从此“北平各大学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课，原俱主康说，亦即在秋后停开，开大学教学史之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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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顾颉刚又向燕京大学推荐钱穆。1930年，钱穆应聘到燕京大学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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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校长司徒雷登在家设宴，邀燕京大学教师赴宴，钱穆也受邀。司徒雷登在酒桌上问大家对燕大的印象如何，钱穆直率而言：原本以为燕京大学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实际并非如此。一入校门就见‘M’楼、‘S’楼，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中国化’吗？我希望把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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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这番话，乃是第三话题。大家听罢，相视一笑，无人应和。但司徒雷登校长听进去并记住了。不久，燕大为此专门召开校务会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其他建筑也一律改为中国名称。燕大校园有一湖，风景秀美。为给它取名，教授们纷纷献名，皆不能入选，于是钱穆以“未名湖”称之，此名沿用至今。钱穆直言“中国化”，用心良苦；司徒雷登从善如流，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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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1931年秋，转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历史系开设“中国上古史”课程。与胡适的欣赏和力邀有很大关系。另一原因，乃是钱穆认为燕京大学西化倾向严重，虽经他向司徒雷登校长表示不满，有些改进，但仍觉积习难改。燕京大学一般都用英文发布告通知，连收水电费等项也不例外。钱穆曾为此一年不交水电费，以示不满。校方派人来询问，钱穆曰：“我是学校聘来的国文教师，没必要看英文。”虽将水电费交了，但对这种严重西化教育的现象，一直心有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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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燕大西化不满，并未影响钱穆的教学工作。据当时就读的学生李素回忆，他的教学非常受学生欢迎，成为燕大一景。李素这样介绍宾四（钱穆字宾四）先生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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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旧式教授法，最高兴讲书，往往庄谐并作，精彩百出，时有妙语，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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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师是恂恂儒者，步履安详，四平八稳，从容自在，跟他终年穿着的宽袍博袖出奇地相称。他脸色红润，精神奕奕，在课堂里讲起书来，总是兴致勃勃的，声调柔和，态度闲适，左手执书本，右手握粉笔，一边讲，一边从讲台的这端踱到那端，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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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讲到得意处突然止步，含笑而对众徒，眼光四射，仿佛有飞星闪烁，音符跳跃。那神情似乎显示他期待诸生加入他所了解的境界，分享他的悦乐。他……和蔼可亲。谈吐风趣，颇具幽默感，常有轻松的妙语、警语，使听众不禁失声大笑。所以宾师上课时总是气氛热烈，兴味盎然，没有人会打瞌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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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课堂气氛热烈、轻松，但对批阅试卷却十分严格。按燕大规定，不及格可补考一次，仍不及格予以开除学籍。他教的学生里，也会出现因此失学者。但他总是找到校方，要求重批试卷，尽力挽回开除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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