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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来到北京大学后,他和胡适的课大受学生欢迎,为北大上座率最高的教授,当时有“北胡南钱”之说。王玉哲在《我和中国上古史》一文中,回忆钱穆之讲课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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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讲上古史与别人不同,不是从远古讲起,而是先讲战国,再逆向春秋。并且也不是一章一节、面面俱到地讲,而是以学术问题为中心,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层层剖析,讲得娓娓动听,很能启发人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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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北大声名鹊起,为北大著名“岁寒三友”之一。“三友”者,钱穆、汤用彤和蒙文通之谓也,“钱先生的高明,汤先生的沉潜,蒙先生的汪洋恣肆,都是了不起的大学问家”(李埏《昔年从游乐,今日终天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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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春,顾颉刚回京途中,到苏州拜访钱穆。在南京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的蒙文通,也慕名到苏州拜访钱穆。之前,蒙曾写万言长信,表达自己对钱的学问的钦佩。二人一见如故,同游灵岩山,同乘轿到太湖的邓尉山游览。一路上,湖光山色迷人眼,但蒙文通只顾披览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边读边赞叹不已,他对钱穆说:“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故到北大后,方有“岁寒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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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钱穆在给学生上课时,也会受到挑战。一次,在课堂上,一位学生问:“听说先生不懂龟甲文,怎么能讲上古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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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从容答道:“我不懂龟甲文,因此课堂上不讲。但同学们应当知道,龟甲文之外,还有上古史可讲。你们可以试着听听……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许多不可疑之处。比如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我相信其有父有祖,乃至高祖、曾祖以上三十几代前,就是五代吴越国王钱镠。以上还有钱姓。近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自称‘疑古玄同’,这是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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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课堂上举例,并无讽刺钱玄同的意思,但还是有人说:“你的胆子太大了!”并告诉他,“你知道吗?班上听你课的里面,就有钱玄同的儿子,你可别惹是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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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同事宴请,钱穆、钱玄同都在被邀之列。因其同姓同宗,主人将二人安排坐在一起。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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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你知道我有个儿子在你班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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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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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钱玄同告诉钱穆,他的儿子在上其“中国上古史”课时,将他所讲一言一句,皆仔细做了笔记,他都一字不漏地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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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说:“是的,像他这样勤奋好学的特别少见。”说完心里忐忑,怕自己在课堂上有不当之词,让钱玄同心存不满。岂料,钱玄同黯然且有些失落地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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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能到北京大学任副教授,与顾颉刚和胡适的鼎力相助有关。胡适邀请顾颉刚到北大任教,钱穆正向燕京大学提出辞呈。顾颉刚写信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的老师胡适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胡适同意弟子的建议,遂有钱穆到北大任教。顾颉刚则到燕京大学当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自古文人相轻,但胡适、顾颉刚却极赏识重用钱穆,表现了真正清流的阔大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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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十分欣赏钱穆的才学。有人向他请教先秦诸子问题,胡适就让他们去找钱穆,曰:“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我。”钱穆对胡适的知遇之恩,也心存感激。但他却与胡适一直保持君子之交。一次,胡适生病,很多同人都去拜望,钱穆无动于衷。友人对他大加责备,谓之薄情寡义,辜负了胡适对他的栽培、提携。钱穆淡然笑说,这是两回事,我只为感恩去看他,今后叫我如何做人?感情与学问,钱穆分得清楚,他也从未因感情而在学术上苟同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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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钱穆在一些学术观点上大相径庭。一学生问钱穆:“旧同学告诉我,应当用心听胡适先生与钱穆先生的课,可是二人讲的观点正好相反,不知两位先生可曾当面讨论统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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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沉思片刻说:“此处正见学问之需要。汝正当从此等处自有悟入。若他人尽可告汝一是,则又何待汝多学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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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认为老子早于孔子,钱穆则说老子晚于孔子,为此二人打了很长时间的笔墨官司。钱穆常在课堂上批评胡适之老子早于孔子论,说:“关于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并指出错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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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敢于与当时声誉日隆的胡适发生争论,可见其治学态度的严谨和学术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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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次上课,谈起他与钱穆的论争,风趣地说:“我反对老聃在孔子之后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的证据不足。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要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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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与胡适因都做学问,而相互看重,但因对新文化运动有分歧,而彼此有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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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一向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说: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厚诬古人,武断已甚”,“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自然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也多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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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曾激烈地批评胡适等,“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犹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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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甚至为自己未随新文化运动之大浪而动感到骄傲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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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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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钱穆曾对胡适大加赞誉,则与此论相悖。他说,胡适“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他将梁启超和胡适做了比较,他说梁氏著作是“精美详备”,“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则似较胡氏为逊”。但笔锋一转,又指出胡适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也存在不足,“要之其书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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