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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来到北京大学后，他和胡适的课大受学生欢迎，为北大上座率最高的教授，当时有“北胡南钱”之说。王玉哲在《我和中国上古史》一文中，回忆钱穆之讲课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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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讲上古史与别人不同，不是从远古讲起，而是先讲战国，再逆向春秋。并且也不是一章一节、面面俱到地讲，而是以学术问题为中心，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层层剖析，讲得娓娓动听，很能启发人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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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北大声名鹊起，为北大著名“岁寒三友”之一。“三友”者，钱穆、汤用彤和蒙文通之谓也，“钱先生的高明，汤先生的沉潜，蒙先生的汪洋恣肆，都是了不起的大学问家”（李埏《昔年从游乐，今日终天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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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春，顾颉刚回京途中，到苏州拜访钱穆。在南京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的蒙文通，也慕名到苏州拜访钱穆。之前，蒙曾写万言长信，表达自己对钱的学问的钦佩。二人一见如故，同游灵岩山，同乘轿到太湖的邓尉山游览。一路上，湖光山色迷人眼，但蒙文通只顾披览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边读边赞叹不已，他对钱穆说：“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故到北大后，方有“岁寒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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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钱穆在给学生上课时，也会受到挑战。一次，在课堂上，一位学生问：“听说先生不懂龟甲文，怎么能讲上古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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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从容答道：“我不懂龟甲文，因此课堂上不讲。但同学们应当知道，龟甲文之外，还有上古史可讲。你们可以试着听听……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许多不可疑之处。比如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我相信其有父有祖，乃至高祖、曾祖以上三十几代前，就是五代吴越国王钱镠。以上还有钱姓。近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自称‘疑古玄同’，这是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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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课堂上举例，并无讽刺钱玄同的意思，但还是有人说：“你的胆子太大了！”并告诉他，“你知道吗？班上听你课的里面，就有钱玄同的儿子，你可别惹是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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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同事宴请，钱穆、钱玄同都在被邀之列。因其同姓同宗，主人将二人安排坐在一起。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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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你知道我有个儿子在你班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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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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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钱玄同告诉钱穆，他的儿子在上其“中国上古史”课时，将他所讲一言一句，皆仔细做了笔记，他都一字不漏地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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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说：“是的，像他这样勤奋好学的特别少见。”说完心里忐忑，怕自己在课堂上有不当之词，让钱玄同心存不满。岂料，钱玄同黯然且有些失落地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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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能到北京大学任副教授，与顾颉刚和胡适的鼎力相助有关。胡适邀请顾颉刚到北大任教，钱穆正向燕京大学提出辞呈。顾颉刚写信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的老师胡适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胡适同意弟子的建议，遂有钱穆到北大任教。顾颉刚则到燕京大学当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自古文人相轻，但胡适、顾颉刚却极赏识重用钱穆，表现了真正清流的阔大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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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十分欣赏钱穆的才学。有人向他请教先秦诸子问题，胡适就让他们去找钱穆，曰：“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我。”钱穆对胡适的知遇之恩，也心存感激。但他却与胡适一直保持君子之交。一次，胡适生病，很多同人都去拜望，钱穆无动于衷。友人对他大加责备，谓之薄情寡义，辜负了胡适对他的栽培、提携。钱穆淡然笑说，这是两回事，我只为感恩去看他，今后叫我如何做人？感情与学问，钱穆分得清楚，他也从未因感情而在学术上苟同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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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钱穆在一些学术观点上大相径庭。一学生问钱穆：“旧同学告诉我，应当用心听胡适先生与钱穆先生的课，可是二人讲的观点正好相反，不知两位先生可曾当面讨论统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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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沉思片刻说：“此处正见学问之需要。汝正当从此等处自有悟入。若他人尽可告汝一是，则又何待汝多学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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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认为老子早于孔子，钱穆则说老子晚于孔子，为此二人打了很长时间的笔墨官司。钱穆常在课堂上批评胡适之老子早于孔子论，说：“关于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并指出错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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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敢于与当时声誉日隆的胡适发生争论，可见其治学态度的严谨和学术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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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次上课，谈起他与钱穆的论争，风趣地说：“我反对老聃在孔子之后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的证据不足。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要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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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与胡适因都做学问，而相互看重，但因对新文化运动有分歧，而彼此有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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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一向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说：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厚诬古人，武断已甚”，“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自然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也多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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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曾激烈地批评胡适等，“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犹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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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甚至为自己未随新文化运动之大浪而动感到骄傲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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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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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钱穆曾对胡适大加赞誉，则与此论相悖。他说，胡适“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他将梁启超和胡适做了比较，他说梁氏著作是“精美详备”，“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则似较胡氏为逊”。但笔锋一转，又指出胡适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也存在不足，“要之其书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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