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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课堂上举例,并无讽刺钱玄同的意思,但还是有人说:“你的胆子太大了!”并告诉他,“你知道吗?班上听你课的里面,就有钱玄同的儿子,你可别惹是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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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同事宴请,钱穆、钱玄同都在被邀之列。因其同姓同宗,主人将二人安排坐在一起。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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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你知道我有个儿子在你班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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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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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钱玄同告诉钱穆,他的儿子在上其“中国上古史”课时,将他所讲一言一句,皆仔细做了笔记,他都一字不漏地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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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说:“是的,像他这样勤奋好学的特别少见。”说完心里忐忑,怕自己在课堂上有不当之词,让钱玄同心存不满。岂料,钱玄同黯然且有些失落地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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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能到北京大学任副教授,与顾颉刚和胡适的鼎力相助有关。胡适邀请顾颉刚到北大任教,钱穆正向燕京大学提出辞呈。顾颉刚写信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的老师胡适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胡适同意弟子的建议,遂有钱穆到北大任教。顾颉刚则到燕京大学当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自古文人相轻,但胡适、顾颉刚却极赏识重用钱穆,表现了真正清流的阔大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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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十分欣赏钱穆的才学。有人向他请教先秦诸子问题,胡适就让他们去找钱穆,曰:“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我。”钱穆对胡适的知遇之恩,也心存感激。但他却与胡适一直保持君子之交。一次,胡适生病,很多同人都去拜望,钱穆无动于衷。友人对他大加责备,谓之薄情寡义,辜负了胡适对他的栽培、提携。钱穆淡然笑说,这是两回事,我只为感恩去看他,今后叫我如何做人?感情与学问,钱穆分得清楚,他也从未因感情而在学术上苟同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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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钱穆在一些学术观点上大相径庭。一学生问钱穆:“旧同学告诉我,应当用心听胡适先生与钱穆先生的课,可是二人讲的观点正好相反,不知两位先生可曾当面讨论统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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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沉思片刻说:“此处正见学问之需要。汝正当从此等处自有悟入。若他人尽可告汝一是,则又何待汝多学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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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认为老子早于孔子,钱穆则说老子晚于孔子,为此二人打了很长时间的笔墨官司。钱穆常在课堂上批评胡适之老子早于孔子论,说:“关于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并指出错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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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敢于与当时声誉日隆的胡适发生争论,可见其治学态度的严谨和学术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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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次上课,谈起他与钱穆的论争,风趣地说:“我反对老聃在孔子之后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的证据不足。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要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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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与胡适因都做学问,而相互看重,但因对新文化运动有分歧,而彼此有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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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一向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说: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厚诬古人,武断已甚”,“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自然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也多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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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曾激烈地批评胡适等,“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犹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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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甚至为自己未随新文化运动之大浪而动感到骄傲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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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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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钱穆曾对胡适大加赞誉,则与此论相悖。他说,胡适“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他将梁启超和胡适做了比较,他说梁氏著作是“精美详备”,“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则似较胡氏为逊”。但笔锋一转,又指出胡适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也存在不足,“要之其书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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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做学问一直严谨,求证甚严,论其治学功力,也远在钱穆之上,而钱之“其功力亦非细矣”一句,无非在抬高自己。他自己说:“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此乃偏见,平心而论,北京大学多研究学问,少社会上的名利是非。若说北大是个学术上讲是非的地方,是不错的。连钱穆自己都说:“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据说,当时北大学生不分文史科,都愿意去听胡、钱二位的课,连北大教授夫人们都是听罢胡适听钱穆,然后成为时髦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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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研究问题上,胡适与钱穆有些观点不甚相同,这很正常。史学家面对的是客观世界,历史的陈迹是客观的东西,如何再现历史事实的真相,在历史陈迹中发现历史精神,是胡适、钱穆的共同追求。二人又都是浩博宽豁的通儒,可以有些个人的毛病,但以他们的人格,还不会建立门户的壁垒,彼此为敌或钩心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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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资料说,钱穆去找胡适借《求仁录》一书,胡适虽有,却怕失而不借,结果钱穆在书摊上“仅数毛钱购得”,有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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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人说,1933年暑假,胡适拜访钱穆,与他商量不再聘蒙文通事,理由是蒙的方言太重,学生听不懂。钱穆据理反驳,胡适两次“语终不已”,“两人终不欢而散”。于是,钱穆对胡适不满,说:“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三年内,当务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有研究者认为,此乃暗示钱穆对陈寅恪的研究并不认同。因当时研究晋到唐史的人中,文史界公认陈寅恪最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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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并不介意钱穆对他有微词,一直友善相待。一次,商务印书馆想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立刻想到曾在中学教书多年的钱穆,便请钱合编。钱拒绝合编。他认为二人的中国文学史观根本不同,最好各编一本,让读者比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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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初到北平,其治史重考据,视胡适的门生傅斯年为同道中人。二人惺惺相惜,交往颇多。傅斯年经常邀请钱穆到史语所做客,史语所宴请宾客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人时,傅斯年也多请钱穆作陪。还常常让钱穆坐在客人身旁,特向贵客介绍钱穆的学术成就,待之不谓不尊。但仅因学术观点有分歧,钱穆便渐疏远傅斯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张其昀问傅斯年对此书的评价,傅斯年说:“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彼亦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张其昀道:“君既不读彼书文一字,又从何知此之详?”傅斯年微微一笑,避而不答。被钱穆伤透心的傅斯年,用同样的方法回敬曾经的同道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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