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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治学有大视野，从大处入手，但作为一个从乡间走到文化中心北平的中学毕业生，其胸襟尚不阔大，与人交往也欠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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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并不是一个躲在书斋和游走于讲台的教授。其弟子余英时在他仙逝时，所作挽联中的“一生为故国招魂”句，极为恰切，最为允当。而他的爱国情更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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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国人抗日激情高涨，积极投身救国御侮大潮之中。南京政府要求全国高等学校将中国通史作为必修课。北大原本就是拉开新文化运动、开启新时代的精神高地，现在正处抗日救国的关头，北大教授纷纷要求肩负编讲“中国通史”重任，以唤醒学生和国人的民族意识。十五位教授愿意按历史时段，分头编讲。钱穆提出，通史量大面广，各人对其研究成果并不一致，中间难以贯通，也难免产生矛盾，不如一个人从头讲到尾。众教授觉得有理，便推举陈寅恪和钱穆二人合编讲，可减轻负担。钱穆自告奋勇，认为自己完全能胜任，就不必有劳陈寅恪了。陈寅恪并不与之相争，拱手致谢。最后，钱穆一人在北大主讲自己编的“中国通史”。钱穆早年就立志研究中国文化，为唤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他走上了一条积极济世的治学之路。多年苦读精研“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他在《历史与文化论丛》中，就谈过治学目的，即“要为我们国家民族自觉自强发出些正义的呼声”，现在正是自己施展所学的关键时刻，他满怀爱国之志，慷慨而谈。结果好评如潮，听者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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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自1933年开讲，先后在北大讲了四年，又在抗日战争时的西南联大讲了四年。这一讲八年的“中国通史”，几乎贯穿了抗日战争时期，钱穆讲授的中心是，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暂时的。因此，钱穆讲的“中国通史”，颇具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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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日本阴谋策划“华北自治”。在爱国热情与民族大义的驱动下，爱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希望，毅然出击。胡适、钱穆、姚从吾、顾颉刚、钱玄同、孟森等百余名北平教授联合发起抗日活动，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并敦促国民政府早定抗日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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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钱穆等在国难当头之际，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良知道义，有些书生意气，更显知识分子之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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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原名思嵘，字宾四。钱穆出身书香之家，其父是前清秀才，因身体孱弱，三次乡试均在考场病倒，从此绝迹科场。钱穆幼时在私塾读书。后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就读。毕业后到无锡三兼小学任教，开始自学国学经典。翌年转私立鸿模学校任教。1919年到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任校长，后又任市立图书馆馆长。1922年秋，转至厦门集美学校教书。一年后又回到无锡，先任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教师，1927年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教。1930年，到北平燕京大学任讲师，讲授国文，次年受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讲“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课程，同时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课。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1939年后，又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等地任教或短期讲学。1948年后，曾在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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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只身赴香港，创办私立大学香港新亚书院，自任院长。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至美国耶鲁大学东方研究系讲学，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在授博士学位时，其颂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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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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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结束四处漂泊生涯，在台湾定居，先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教授、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又一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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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8月30日，九十六岁的钱穆在台北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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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学成才的国学大师，钱穆穷其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通史研究，在学界赢得“新儒学”之赞誉。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刘向歆父子年谱》《惠施公孙龙》《论语要略》《国史大纲》《清儒学案》《中国文化史导论》《庄子纂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人生十论》《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论语新解》《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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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联经出版社为他出版了《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五十四册，计一千七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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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曾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他的著作，新意迭出，创见尤多，博大精深，并世难有出其右者，已成国学之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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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晚年，辞去教职沉潜书斋，专心治学。劳神费目，目力日弱，只能靠夫人胡美琦从浩如烟海的旧籍中查阅资料，引述文字。稿成后，再由夫人诵读，有遗误处，口述订正。钱穆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么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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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胡美琦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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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七十三岁大病后，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两眼也患目疾，医生不让他过长时间看书，尤禁晚上看书，所以生活较前轻松，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这样直到他《朱子新学案》一书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愿所寄。他自己说：以后我要减少工作时间了。但也仍保持着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里喜欢的题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几年来，有时他对我说这几天我真开心，写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写完，他总会有一场病。亲戚朋友都劝我要限制他的用功时间，他们关切地说，宾四写作了一辈子，过八十的人，也该休息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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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生命早已与学术研究相伴共生。到了生命最后一年，钱穆应邀参加新亚书院校庆四十周年。一天，他对夫人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大问题，我发现了一个从未想到的大发现，真高兴。”发现什么呢？他说：“我今天发现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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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人合一”，钱穆早已讲过多次，夫人以为夫婿年纪大，记忆减退，故提醒他：“‘天人合一’观你不是早已讲过多次了吗？你怎么自己忘了呢？”钱穆不快，说：“讲过的话，也可再讲。理解不同，讲法也不同。哪里有讲过的话就不许再讲的呢？”对于夫人始终没能理解自己，钱穆有些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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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最后一篇文章，写于生命尽头前三个月，他在文中对自己“彻悟”儒家“天人合一”，感到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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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前讲过“天人合一”的重要性，而生命最后“才彻悟到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他认为“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以归宿到这个观念上”，“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这无疑是钱穆对儒学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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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是在“彻悟”儒家“天人合一”的愉悦中，含笑而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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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去，后人对他的研究和评价并未停止。学术界基本尊钱穆为史学“一代宗师”，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刘梦溪认为钱穆是“文化史学集大成者”，“章太炎之后，惟钱穆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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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升是最为推崇钱穆的，他说“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胡适之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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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者的评价，历来都是毁誉参半。钱穆也未能幸免。在得到推崇的同时，批判也随之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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