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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一向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说: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厚诬古人,武断已甚”,“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自然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也多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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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曾激烈地批评胡适等,“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犹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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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甚至为自己未随新文化运动之大浪而动感到骄傲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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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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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钱穆曾对胡适大加赞誉,则与此论相悖。他说,胡适“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他将梁启超和胡适做了比较,他说梁氏著作是“精美详备”,“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则似较胡氏为逊”。但笔锋一转,又指出胡适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也存在不足,“要之其书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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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做学问一直严谨,求证甚严,论其治学功力,也远在钱穆之上,而钱之“其功力亦非细矣”一句,无非在抬高自己。他自己说:“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此乃偏见,平心而论,北京大学多研究学问,少社会上的名利是非。若说北大是个学术上讲是非的地方,是不错的。连钱穆自己都说:“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据说,当时北大学生不分文史科,都愿意去听胡、钱二位的课,连北大教授夫人们都是听罢胡适听钱穆,然后成为时髦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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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研究问题上,胡适与钱穆有些观点不甚相同,这很正常。史学家面对的是客观世界,历史的陈迹是客观的东西,如何再现历史事实的真相,在历史陈迹中发现历史精神,是胡适、钱穆的共同追求。二人又都是浩博宽豁的通儒,可以有些个人的毛病,但以他们的人格,还不会建立门户的壁垒,彼此为敌或钩心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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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资料说,钱穆去找胡适借《求仁录》一书,胡适虽有,却怕失而不借,结果钱穆在书摊上“仅数毛钱购得”,有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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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人说,1933年暑假,胡适拜访钱穆,与他商量不再聘蒙文通事,理由是蒙的方言太重,学生听不懂。钱穆据理反驳,胡适两次“语终不已”,“两人终不欢而散”。于是,钱穆对胡适不满,说:“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三年内,当务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有研究者认为,此乃暗示钱穆对陈寅恪的研究并不认同。因当时研究晋到唐史的人中,文史界公认陈寅恪最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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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并不介意钱穆对他有微词,一直友善相待。一次,商务印书馆想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立刻想到曾在中学教书多年的钱穆,便请钱合编。钱拒绝合编。他认为二人的中国文学史观根本不同,最好各编一本,让读者比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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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初到北平,其治史重考据,视胡适的门生傅斯年为同道中人。二人惺惺相惜,交往颇多。傅斯年经常邀请钱穆到史语所做客,史语所宴请宾客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人时,傅斯年也多请钱穆作陪。还常常让钱穆坐在客人身旁,特向贵客介绍钱穆的学术成就,待之不谓不尊。但仅因学术观点有分歧,钱穆便渐疏远傅斯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张其昀问傅斯年对此书的评价,傅斯年说:“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彼亦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张其昀道:“君既不读彼书文一字,又从何知此之详?”傅斯年微微一笑,避而不答。被钱穆伤透心的傅斯年,用同样的方法回敬曾经的同道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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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治学有大视野,从大处入手,但作为一个从乡间走到文化中心北平的中学毕业生,其胸襟尚不阔大,与人交往也欠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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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并不是一个躲在书斋和游走于讲台的教授。其弟子余英时在他仙逝时,所作挽联中的“一生为故国招魂”句,极为恰切,最为允当。而他的爱国情更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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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国人抗日激情高涨,积极投身救国御侮大潮之中。南京政府要求全国高等学校将中国通史作为必修课。北大原本就是拉开新文化运动、开启新时代的精神高地,现在正处抗日救国的关头,北大教授纷纷要求肩负编讲“中国通史”重任,以唤醒学生和国人的民族意识。十五位教授愿意按历史时段,分头编讲。钱穆提出,通史量大面广,各人对其研究成果并不一致,中间难以贯通,也难免产生矛盾,不如一个人从头讲到尾。众教授觉得有理,便推举陈寅恪和钱穆二人合编讲,可减轻负担。钱穆自告奋勇,认为自己完全能胜任,就不必有劳陈寅恪了。陈寅恪并不与之相争,拱手致谢。最后,钱穆一人在北大主讲自己编的“中国通史”。钱穆早年就立志研究中国文化,为唤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他走上了一条积极济世的治学之路。多年苦读精研“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他在《历史与文化论丛》中,就谈过治学目的,即“要为我们国家民族自觉自强发出些正义的呼声”,现在正是自己施展所学的关键时刻,他满怀爱国之志,慷慨而谈。结果好评如潮,听者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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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自1933年开讲,先后在北大讲了四年,又在抗日战争时的西南联大讲了四年。这一讲八年的“中国通史”,几乎贯穿了抗日战争时期,钱穆讲授的中心是,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暂时的。因此,钱穆讲的“中国通史”,颇具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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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日本阴谋策划“华北自治”。在爱国热情与民族大义的驱动下,爱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希望,毅然出击。胡适、钱穆、姚从吾、顾颉刚、钱玄同、孟森等百余名北平教授联合发起抗日活动,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并敦促国民政府早定抗日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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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钱穆等在国难当头之际,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良知道义,有些书生意气,更显知识分子之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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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原名思嵘,字宾四。钱穆出身书香之家,其父是前清秀才,因身体孱弱,三次乡试均在考场病倒,从此绝迹科场。钱穆幼时在私塾读书。后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就读。毕业后到无锡三兼小学任教,开始自学国学经典。翌年转私立鸿模学校任教。1919年到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任校长,后又任市立图书馆馆长。1922年秋,转至厦门集美学校教书。一年后又回到无锡,先任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教师,1927年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教。1930年,到北平燕京大学任讲师,讲授国文,次年受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讲“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课程,同时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课。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1939年后,又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等地任教或短期讲学。1948年后,曾在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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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只身赴香港,创办私立大学香港新亚书院,自任院长。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至美国耶鲁大学东方研究系讲学,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在授博士学位时,其颂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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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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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结束四处漂泊生涯,在台湾定居,先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教授、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又一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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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8月30日,九十六岁的钱穆在台北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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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学成才的国学大师,钱穆穷其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通史研究,在学界赢得“新儒学”之赞誉。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刘向歆父子年谱》《惠施公孙龙》《论语要略》《国史大纲》《清儒学案》《中国文化史导论》《庄子纂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人生十论》《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论语新解》《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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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联经出版社为他出版了《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五十四册,计一千七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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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曾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他的著作,新意迭出,创见尤多,博大精深,并世难有出其右者,已成国学之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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