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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晚年,辞去教职沉潜书斋,专心治学。劳神费目,目力日弱,只能靠夫人胡美琦从浩如烟海的旧籍中查阅资料,引述文字。稿成后,再由夫人诵读,有遗误处,口述订正。钱穆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么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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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胡美琦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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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七十三岁大病后,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两眼也患目疾,医生不让他过长时间看书,尤禁晚上看书,所以生活较前轻松,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这样直到他《朱子新学案》一书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愿所寄。他自己说:以后我要减少工作时间了。但也仍保持着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里喜欢的题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几年来,有时他对我说这几天我真开心,写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写完,他总会有一场病。亲戚朋友都劝我要限制他的用功时间,他们关切地说,宾四写作了一辈子,过八十的人,也该休息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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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生命早已与学术研究相伴共生。到了生命最后一年,钱穆应邀参加新亚书院校庆四十周年。一天,他对夫人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大问题,我发现了一个从未想到的大发现,真高兴。”发现什么呢?他说:“我今天发现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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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人合一”,钱穆早已讲过多次,夫人以为夫婿年纪大,记忆减退,故提醒他:“‘天人合一’观你不是早已讲过多次了吗?你怎么自己忘了呢?”钱穆不快,说:“讲过的话,也可再讲。理解不同,讲法也不同。哪里有讲过的话就不许再讲的呢?”对于夫人始终没能理解自己,钱穆有些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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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最后一篇文章,写于生命尽头前三个月,他在文中对自己“彻悟”儒家“天人合一”,感到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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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前讲过“天人合一”的重要性,而生命最后“才彻悟到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他认为“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以归宿到这个观念上”,“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这无疑是钱穆对儒学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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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是在“彻悟”儒家“天人合一”的愉悦中,含笑而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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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去,后人对他的研究和评价并未停止。学术界基本尊钱穆为史学“一代宗师”,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刘梦溪认为钱穆是“文化史学集大成者”,“章太炎之后,惟钱穆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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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升是最为推崇钱穆的,他说“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胡适之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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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者的评价,历来都是毁誉参半。钱穆也未能幸免。在得到推崇的同时,批判也随之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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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这样评价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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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全然是一群在朦胧的斜阳古道上漫步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从庙堂里或名人言论里搬出来的,他们的古典是不敢(也从未曾)和弗洛伊德、达尔文碰头的……他们基本的心态上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我和他们是……判然有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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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批判钱穆的历史观,是“良知的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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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弟子李敖的话,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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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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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宋·郑文宝《对雪》)评家总要对世上学问说三道四,或褒或贬,但要“疾虚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诸子对钱穆的评价,要么抬上天,要么扔入地,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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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钱穆学生余英时祭奠老师挽联作结,或可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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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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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黄门侍郎”投入胡适门下——傅斯年给儿取名“仁轨”及与胡适、鲁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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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年近不惑的傅斯年喜得贵子。此子系傅斯年与俞大彩所生。傅有两次婚姻。第一次,他在天津读中学时,由祖父做主,与山东聊城乡绅丁理臣之女丁蘸萃拜堂。对这段包办婚姻,傅斯年颇为不满。傅斯年在留学归国后的1934年,在济南与丁蘸萃协议离婚。同年8月,在同窗俞大维的撮合下,与其妹俞大彩在北平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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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与俞大彩恋爱时,十分投入,几近癫狂。胡适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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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真在恋爱中已近两个月,终日发疯,有一天来信引陶诗“君当恕醉人”,误写作“罪人”。我打油诗调之:“是醉不是罪,先生莫看错。这样醉糊涂,不曾看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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