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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这样评价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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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全然是一群在朦胧的斜阳古道上漫步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从庙堂里或名人言论里搬出来的，他们的古典是不敢（也从未曾）和弗洛伊德、达尔文碰头的……他们基本的心态上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我和他们是……判然有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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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批判钱穆的历史观，是“良知的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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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弟子李敖的话，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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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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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宋·郑文宝《对雪》）评家总要对世上学问说三道四，或褒或贬，但要“疾虚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诸子对钱穆的评价，要么抬上天，要么扔入地，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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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钱穆学生余英时祭奠老师挽联作结，或可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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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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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黄门侍郎”投入胡适门下——傅斯年给儿取名“仁轨”及与胡适、鲁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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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年近不惑的傅斯年喜得贵子。此子系傅斯年与俞大彩所生。傅有两次婚姻。第一次，他在天津读中学时，由祖父做主，与山东聊城乡绅丁理臣之女丁蘸萃拜堂。对这段包办婚姻，傅斯年颇为不满。傅斯年在留学归国后的1934年，在济南与丁蘸萃协议离婚。同年8月，在同窗俞大维的撮合下，与其妹俞大彩在北平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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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与俞大彩恋爱时，十分投入，几近癫狂。胡适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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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真在恋爱中已近两个月，终日发疯，有一天来信引陶诗“君当恕醉人”，误写作“罪人”。我打油诗调之：“是醉不是罪，先生莫看错。这样醉糊涂，不曾看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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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俞大彩不仅是俞大维的幼妹，又是陈寅恪的表妹。她出身名门，自幼受新式教育，思想开放，骑马、溜冰、打网球、跳舞样样精通，是当时的新女性。她曾在上海沪江大学求学，喜文学，擅英文，通书法，尤能写绝妙小品散文。大俞大彩十岁的傅斯年，对神采飞扬、才情卓异的妻子，自是深爱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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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傅家传统，傅斯年与俞大彩生了个宝贝儿子，本应按“乐”字排行，傅斯年却给儿子取名“仁轨”。好友罗家伦闻之，大为不解，傅斯年笑道：“你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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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轨（603—685），唐朝大臣，唐太宗奇其才，由陈仓尉累迁至给事中。显庆四年（659）出为青州刺史。翌年，苏定方灭百济（朝鲜）小国后，留刘仁轨镇守。百济王子扶余丰再起，进围刘仁愿于府城，刘奉命往援。龙朔三年（663），唐派孙仁师往救，刘仁轨败倭军于白江口，遂灭百济。他统兵镇守，发展生产，为灭高丽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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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升级之时，傅斯年给爱子取曾剿灭侵寇的唐将之名，其灭日本帝国主义之信心，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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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矢野仁一发表《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一文，企图为伪满提供理论依据。傅斯年立刻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蒋廷黻等人，一起编写《东北史纲》，以确凿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的领土，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人“满蒙藏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东北史纲》出版后，由李济节译成英文，递交国际联盟。遂有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依此观点认可东北是中国领土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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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史家认为，面对日本侵华的咄咄态势，国民党采取妥协态度，与日谈判，“妄图换取暂时的和平”。关乎国家民族存亡，历史证明，投降和速战之论，皆不可取。在如何抗战问题上，傅斯年曾与老师胡适发生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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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发《保全华北的重要》，傅斯年遂认为胡适有主和之嫌，勃然大怒，以退出《独立评论》表明态度。一些史家为批判胡适，捏造胡适与傅斯年之争，系主战与主和之争。有趣的是，这些论者，是一直视傅斯年为反动文人而加以挞伐的。此时，傅斯年只是他们手中的一块砖头，目的是打击胡适的。而事实是，傅斯年看过胡适许多关于抗战的文章，又在丁文江等友人的劝说下，特别是与老师胡适长谈之后，了解了胡适的真实意图后，与老师重修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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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前，傅斯年对蒋介石消极应对日本的政策不满，屡屡发表时评。他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将蒋介石称为“蒋”或“委员会”，多有轻蔑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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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期，谈到北京大学，都会说支撑北大的是“三驾马车”。“三驾马车”者，胡适、傅斯年、叶公超之谓也。胡适为领袖，傅、叶乃左膀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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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有些片面，准确地说，胡适、傅斯年、叶公超等，都是在共同辅佐蒋梦麟校长治理、建设北京大学而已。蒋梦麟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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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孟真办事十分细心，考虑十分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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