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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鲁迅闻之，发雷霆之怒：“鼻（顾颉刚）来，我就走！”傅仍坚持请顾到中山大学。为不致刺激鲁迅，傅先让顾到外地购书，暂缓到校。鲁迅闻之，即提出辞呈。傅斯年为鲁迅大闹而感委屈，到教务长朱家骅那里痛哭失声，然后和顾颉刚一起提出辞呈。校方深感为难之际，学生表态三位学者都要留下。朱家骅只好硬着头皮，在三人间斡旋。鲁迅毫不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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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7年5月30日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我们才知道，鲁迅之绝不与“红鼻”（顾颉刚）为伍，系鲁迅视顾为政治仇敌，不共戴天。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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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顾傅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即曾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云云，兄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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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听说中大内部又发生暗潮了，似是邹（鲁）派和朱派之争，也即顾傅辈和别人之争，也即本地人和非本地人之争，学生正在大帖（贴——引者）标语，拥朱驱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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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不愿置评鲁迅所谓“因‘亲共’而逃避”之论，因为没有任何材料证明，鲁迅在1927年有“亲共”的经历。但他对傅斯年和顾颉刚之怨怼，多是猜忌所致。鲁迅眼中的顾颉刚，不仅是“梅毒菌”，还是要迫害他的“清党”人物。而事实是顾颉刚乃一正直博学的学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两届政协委员、两届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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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傅斯年，鲁迅也冤枉了人家。连他自己也在1937年5月15日另一封致章廷谦的信中说：“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且宣传于别人。我仍不理，即出校。”傅斯年“大写其信”，想“补救法”挽留鲁迅，何错之有？自己如此偏执，也昭昭。联系鲁迅与很多人的龃龉，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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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这封信中，对傅斯年让顾颉刚到北京去买书，也凭空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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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知买书是他们的豫定计划，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因为数至五万元。但鼻系新来人，忽托以这么大事，颇为不妥，所以托词于我之反对，而这是调和办法，则别人便无话可说了。他们的这办法，是我即不辞职，而略有微词，便可以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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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信中，对傅斯年让顾颉刚去买书，认为是早就预谋的“豫定计划”，而且“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事实是，傅托购书很有经验的顾代中山大学买书，是为充实学校图书馆之举，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傅、顾在此谋取私利，贪赃枉法。写信臆断人家谋私，遭到诟病的却是罗织罪名构陷他人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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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傅斯年与顾颉刚也反目，那是因为顾喜独立研究，不愿在中山大学担任行政职务，未经与傅斯年沟通即离开中山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傅对此忘恩负义之举，大为火光，二人大吵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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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间常闹矛盾，除了“文人相轻”以外，大都是脾气秉性之别引起，门户之见过重反目的亦有，但罗织罪名构陷他人的分道扬镳，不太多。中国受儒文化熏陶，文人大多爱惜自己的羽毛和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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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谬承遗命倍伤神”——文化传统呵护人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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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多把陈寅恪之“恪”字，读作“què”，说是因陈氏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人，当地读“恪”作“què”。据《守护语林》考证，上杭的客家话里，根本无“q”这个声母，“què”应为粤语的“恪”的发音。陈寅恪本人在成都燕大授课时，曾亲口对人说：“我的名字念‘客’。”有人曾问陈寅恪，既然你自己将“恪”读成“kè”，而世人却读成“què”，你为何不予以纠正呢？陈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于是，世人误读至今。其实，陈寅恪不改“恪”之读音，乃有出处，《辞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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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kè课，旧读què却），谨慎，恭敬。《诗·商颂·那》：“执事有恪。”《新唐书·崔元综传》：“性恪慎，坐政事堂，束带，终日不休偃。”其言“旧读què却”，可能另有原因。故读恪为“kè”与“què”无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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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的周一良，听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开魏晋南北朝史课，便慕名去清华偷听。当时，陈寅恪已在北平各大院校声名远播，其博学和人品深受推崇。人们都知道，1932年夏，清华大学举行入学考试，中文系代主任刘文典找到陈寅恪，请他出国文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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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很快将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拟出，外加对对子：“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还”等；二三年级转校生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研究生试题中的对对子，是“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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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学养和临场状态不同，作文有好差之分，但对对子则五花八门，让评卷者大出意外。对“孙行者”者，有以“猪八戒”“唐三藏”“牛魔王”对之。更有不满者，怒对“王八蛋”。当然也有以“祖冲之”对“孙行者”，以“人比黄花瘦”对“情如碧海深”者。陈寅恪见之，不禁击掌赞叹。原本，“孙行者”的答案是“胡适之”，“盖猢（胡）狲（孙）及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考生中，周祖谟、张政琅等正是以“胡适之”相对。此次考试，在教育界成一时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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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人大不以为然，刘叔雅等群起攻之，认为此等考试是开历史倒车。陈寅恪不得不在《学衡》杂志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指出这么考，乃考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及其应用；能否分别平仄声；知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知思想条理如何。这是以最简单的方法测验应试者的基本功。言之有理，质疑之声渐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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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慕其大名，北平城内的各大学校的师生，成群结队，出西直门，过海淀镇，或骑车，或雇驴脚，或步行，到三十里外的水木清华去偷听陈寅恪的课，成为当时北平的别样风景。见衣着讲究的路人，络绎不绝地在古驿道上出现，强盗闻风而劝，企图拦路抢劫。但师生结伴而行，前去“聆听陈寅恪上课时那如同天幕传过来的梵音绝唱”，贼人也不忍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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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常听陈寅恪表弟俞大纲（其妹嫁给傅斯年）谈到陈寅恪，夸他学问博而精，于魏晋隋唐史学方面的造诣尤深。于是，周一良从燕京未名湖畔，到近在咫尺的水木清华去偷听陈寅恪的课。同往的还有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劳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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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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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课讲石勒，提出他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以及有关各种问题，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常常为之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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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与余逊、劳干听罢，甚是钦服。三个京剧票友，都说像看了当时名角武生杨小楼的拿手好戏一般，连呼“过瘾”。从此，偷听陈寅恪的课，成了他们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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