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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2月6日,胡适在接受北平《晨报》记者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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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一个国家的兴亡强弱,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蕞尔三岛,一跃而为世界强国……所以能够如此,也有他的道理。我们不可认为偶然的。我们要抵抗日本,也应该研究日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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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傅作义率五十九军在怀柔抵抗现代化日军的飞机大炮的进攻。日军撤走后,傅作义在战场找到二百零三具阵亡官兵遗骸,葬之大青山下,立碑以慰忠烈。胡适敬佩不已,后以诗表哀敬,冷静而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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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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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12月20日,胡适致信汪精卫,重申对抗日要“哀矜敬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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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举国唱高调之时,我不怕唱低调;今日举国好像要唱低调了,我不敢不唱一点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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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正是胡适每发抗日政论时,既“哀矜敬慎”,又不给抗日泼冷水,而是揆时度势,知制有节,低调而不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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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17日,是胡适生日,他在这天写《国际危机的逼近》一文,发于《独立评论》一百三十二号。文章全面阐述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中华野心不死,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中华民族燕巢危幕,无力自救的悲剧不可避免,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战场,中国必将遭到巨大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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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章并不悲观,开始提倡武力御侮。据章希吕日记载:“夜饭后和适兄闲谈了两个钟头,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怀了一个不能幸免之惧,中国尤首当其冲,牺牲必大,那时人民的痛苦必比现在尤甚。但中国能否翻身,就在这个世界大混战中。”最后一句话可解读为,中国只有通过抗战才能自救,才能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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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27日,胡适写长信给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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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十年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做战场,一切文化做鲁汶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必须虽处处败而处处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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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主战问题上是低调的,但战端一开,他又是主张坚决抗战的,并主张持久战,通过全民抗战完成民族的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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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又是十分重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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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认为,日本现在欲亡中国,而准备大举侵略,是中日两国千年历史不幸的一段,但“雾散云开自有时”,历史总会有中日两国平等友好的光明前途。出于对日本人民险恶前途的担忧与惋惜,胡适在《敬告日本国民》一文中忠告日本“悬崖勒马”,放下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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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胡适到美国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年会。途经日本时,他专门到神户找室伏高信谈了一次话。1935年10月3日,日本学者室伏高信曾请求胡适为《日本评论》写一篇文章。胡适就写了《敬告日本国民》,刊登在《日本评论》(11月号)上。文章警告日本“悬崖勒马”,“苦心无边,回头是岸,不回头的危险是不能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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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还专门写了《答室伏高信》重申:“凡侵略我们的,凡阻害我们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都是我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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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伏高信也写了两封“答胡适之书”。这位和平主义者、东方文化主义者室伏高信,在信中表示,日本确应“慎戒”,不要受日本军阀的欺骗,要认中国为朋友。在第二封“答胡适之书”中,有几句十分精彩的话,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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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在东方诸民族的自由平等立场上结合起来,使世界为之战栗!我们可以效法马克思一句话“所失的不过是铁链(多译为镣铐——引者)而已”,要这样,世界的舞台始会转变,而“朝气的国家”一定能升出新鲜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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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拜访了室伏高信后,在从神户开往东京的火车上,遥望白雪覆盖的富士山,诗兴油然而生,遂觅得小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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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鬓云裾绝代姿,也能妖艳也能奇。 忽然全被云遮了,待到云开是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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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自己说,“我写了这首小诗,颇寓对日本的一点希望”(7月21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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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往往充满悖论。胡适一生对日本的政治文化十分敬仰。而从室伏高信的《胡适再见记》可以看出日本人一直视胡适为“排日的煽动家”“学生抗日运动的指导者”。胡适方如梦初醒,方知当他到日本列岛,走下邮轮时,为什么竟无一个日本人到码头迎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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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诧异的是,日本战败之后七十年,日本学术界仍对留学日本的周氏兄弟和郭沫若等人的研究趋之若鹜,而对中国新文学运动奠基人胡适的研究冷冷清清,甚至依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胡适充满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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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被梁实秋称为“比较温和和高雅的”日本人,这是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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