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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675 就在周作人刚从日本返回北平不久,在痛苦追悼亡友刘半农之时,他仍关注时事、国事。他曾在写给曹聚仁的信中,大谈日本入侵中国的形势,“榆关事起,平津骚然,照例逃难如仪”,指出“中国大难恐未有已,上下虚矫之气尚甚”。并对国人对待中日交战充斥着“国粹的狂言与八股言论”表示担忧,“即军备也是大刀队可胜于空军,打拳可敌坦克”,认为这是缺乏理性的危险态度(《跋知堂两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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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677 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信的观点,与同时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全国震惊之后》的观点,很接近。胡适批评曰: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强敌,“我们的一切法宝:口号标语、精神文明、宝华山念经、金刚时轮法会、‘太古式’的军备与运输”是抵御不了的。与周作人批评国民之“大刀队可胜于空军,打拳可敌坦克”的轻敌思想相近,指出非理性的轻敌之论,是抵御不了日本侵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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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679 此外,周作人还参与胡适与“子固”关于御敌的争论。一位署名“子固”的人发表文章,不赞同胡适提出的抵御外侮,非“依靠自己”“长期拼命”谋自身的现代化的“自救”主张。而大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维系并且引导我们民族更向上的固有文化”,才是救国之道。周作人站在胡适一边,写了一篇《西洋也有臭虫》参加论战,批评国难当前大谈复古老调的现象。周作人保持了一位“五四”的老战士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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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681 周作人还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形势。从报上见到希特勒派军警捉同性恋者,于是写《关于捉同性恋爱》一文,从希特勒烧性书,驱逐犹太人说开去,由此及彼,又谈到希特勒“冲锋派清党”,继而笔锋一转,说道:“中国又何尝有批评德国的资格,我们说这些闲话岂非不自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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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683 关于欧洲战事起,“妇女参战”的问题,周作人也感兴趣,忍不住撰写《关于孟母》一文,“女军人与殉难的忠臣一样,我想都是亡国时期的装饰,有如若干花圈”,表达了他的反非正义战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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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685 1936年年初,周作人与胡适有过一次关于人生哲学与态度的通信讨论。是年1月9日,胡适致信周作人,重申“多事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的人生哲学。介绍“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欢喜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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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687 胡适此信,是回应周作人曾写信劝胡适凡事不可太热心,“汔可小休”的,故胡适在信中,反过来又说周作人,“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时时发‘谆谆之言’,但胸襟平和,无紧张之气象,故读者但觉其淡远,不觉其为‘谆谆之言’”(《胡适往来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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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689 胡适算是了解周作人的,但周作人对自己的解剖,似比胡适严峻。同月,周作人写了《自己的文章》,谈到自己文章和为人处世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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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691 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又或有人改换名目称之曰闲适……闲适是一种很难得的态度……惟其无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扰扰,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此所谓闲适亦即是大幽默也。但此等难事唯有贤达能做得到,若是凡人就是平常烦恼也难处理,岂敢望这样的大解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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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693 “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大都有焦躁心态,文化也带一股焦躁之气。而周作人等人追求的平淡闲适之气,即胡适所说的“淡远”“平和”之气,绝非是一种对现实逃避,而是一种超越,一种对现实更清醒的把握。即便从道德、事功角度去看,闲适淡远的境界也是体现着随缘任运的明智和“以物观物”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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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695 平淡闲适的境界周作人是努力追求了,但最终也没有修行到火候,以沉沦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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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697 应该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与日本逼近交战状态,周作人还是清醒的,他应邀到北京大学做了《关于征兵》的演讲。他甚为激昂地力主“修武备”,“用强力来对付”日寇的侵略,而且要求政府追究“无抵抗”而“失地”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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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699 1933年3月,他在写给学生俞平伯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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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701 世界日报载北大将迁汴,闻之欣然。吾侪教书匠亦居然得列于古物南迁之次而南渡,此非大可喜事乎。不但如此,照此推论下去,大抵幽燕沦陷已属定命,而华夷之界则当在河——不,非当也,乃是决定的必在河哉,古人所谓天堑然则当指此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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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703 此信对国民党不抵抗即将华北拱手让给日本的丑行,表示了嘲讽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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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705 同年10月,周作人又写《颜氏学记》,严厉谴责“日本之外则不惜与世界为敌,欲吞噬亚东,内则敢于在破坏国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斯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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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707 《颜氏学记》对当时甚嚣尘上的“气节论”也进行了批评。周作人说:颜子推“严重地责备偏重气节而轻于事功的陋习,我觉得别有意义”。他认为“事功”,即实际的行为与效果,比抽象无原则地空喊“气节”重要得多。1935年,周作人写《关于英雄崇拜》,对史可法的气节崇拜提出异议:“我们对于他应当表示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是我们的模范。”周作人认为,气节,须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牺牲太大。而且,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别无益处。他哥哥鲁迅,在《寻开心》一文中,支持其弟的观点,说:“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亦足以误国殃民,不可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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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709 不注重抗战的实际准备,一味高唱“唯道德论”,乃是一种新国粹主义,也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消极抗战论。周氏兄弟的批判,意义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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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711 1934年,周作人还曾发表《弃文从武》一文。此文表现了周作人在中日大战一触即发的局势下的矛盾心境:文人应有守土之责,又深感书生无用,而对战争的前途也缺乏信心。他说:“据我妄想,假如两国相争,到得一国的海军歼灭了,敌舰可以来靠岸的时候,似乎该是讲和了罢?”“中国甲午以来,至于甲戌这四十年间便一直只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现今要开始战争,如是可能,那是否近于奇迹?”《弃文从武》比《颜氏学记》似乎更冷静、更理性些,开始考虑中国“从武”“武备”具不具备与日本开战的能力,文中流露出无奈和悲观的情绪。据郑振铎在《惜周作人》一文中透露,他在撤离北平之前,找到周作人谈了一次话,周作人重复《弃文从武》的观点,对他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胜的,人家海军还没打,已经登岸来了,我们如何能够抵抗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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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713 1935年,周作人写《关于日本语》《日本管窥》和《谈日本文化书》等文,指出有必要对中日关系及其出路,从另一个角度,即非军事角度,进行考察与选择。文中说:“一个民族的代表可以有两种,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我们只能分别观之,不当轻易根据其一以抹杀其二”。周作人的考虑并非无道理。当时中国国民被仇日情绪支配,周作人能保持这种清醒的理性态度,殊为不易。鲁迅在《从孩子照相说起》里,指出即使是日本这样的“仇敌”,对于其真正优点,“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鲁迅声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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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715 “周氏兄弟在非理性的‘爱国主义’情绪笼罩下,都保持了清醒的理性精神,这是值得重视的。”(《周作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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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717 1929年之后,文坛各派势力严重对立,交锋论争不断,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文化现象。周作人在《关于写文章》一文中认为,这种笔战“现出自己的丑态来,如不是卑怯下劣,至少有一副野蛮神气”。兄长鲁迅却与他唱反调,在《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中则说:“作文‘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诬陷的……文坛决不因此混乱,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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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719 且先不论周氏兄弟之论孰是孰非,他们都积极地投入论争却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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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721 周作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不仅受到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打压,同时又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已被左翼作家视为异类,遭到否定和批判。只是当时左派们的主要攻击对象是鲁迅,周作人没有遭到更猛烈的炮火攻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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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99723 后来,在共产党的指示下,左派们停止了对鲁迅的“围剿”,鲁迅也就成了左联骨干。当然,文坛并未因此而如鲁迅所说,“决不因此混乱”。左派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依然严重,内部的矛盾斗争也愈演愈烈。但是,左翼作家对周作人、胡适和林语堂等自由主义作家就不再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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