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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1日出版的《文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林语堂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左联的论理家胡风。在文章中，针对周作人关于蔼理斯将叛徒与隐士统于一身的观点，胡风指出：“蔼理斯底时代已经过去了。末世的我们已经发现不出来逃避了现实主义而又对现实有积极作用的道路。就现在的周作人氏说罢，要叫‘伧父竖子’的我们在他里面找出在真实意义上的‘叛徒’来，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意思是作为“隐士”的周作人，已失去了他的历史积极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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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针对胡风的这篇文字虽聱牙，意思却清楚的文章，写了《蔼理斯的时代》一文回敬，说：“蔼理斯只看见夜变成晨光，晨光变成夜，世事长此转变，不是轮回，却也不见得就是天国近了，不过他还是要跑他的路，到末了将火把交给接替他的人，归于虚无而无怨尤，这样他与那有信仰的明明是隔教的，其将挨骂是活该。”周作人是说，在历史的变动中，持“顺其自然”态度的“自我”，与胡风这类有“信仰”的左翼文人之间，是“隔”而不通，没有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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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又写《蔼理斯的时代及其他》，批评周作人的论调“对于已成的强者有利的”，向强者献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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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苦茶随笔·长之文学论文集·跋》中，认为左翼运动是建筑在“狂信”的基础上的“新礼教”，告诉人们“狂信是不可靠的，刚脱了旧的专断，便会走入新的专断”。周作人一直在反对“以文艺作政治的手段”，要求文学成为“传道”与“载道”的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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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眼里，他是赞同周作人的。在鲁迅三弟周建人写的《致周作人书》中，可知鲁迅与他的谈话，鲁迅说了下面别有见地的话：周作人的许多意见，“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当然，鲁迅这些话，只是说给三弟听，并未敢公之于众，鲁迅是深知其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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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研究的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鲁迅与周作人在个人感情上已是水火不容，形同陌路了。但他们之间在许多重要问题的看法上，如反对文学做政治手段，要求文学成为“传道”“载道”的工具等问题的看法上，是有惊人相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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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在一些问题上有相似的看法，并非是一种默契、自觉的配合，而只是基于实事求是。他们之间的怨恨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又都遵守一种法则，不公开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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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1932年11月20日，鲁迅回北平探望病中老母鲁瑞，与许广平的通信，当中就有这样的话来评价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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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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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是十九日午后一时半，我和两乖姑离开，已是九天了。现在闲坐无事，就来写几句……这几天较有来客，前天霁野、静农、建功来。昨天又来，且请我在同和居吃饭，兼士亦至，他总算不变政客，所以也不得意。今天幼渔邀我吃夜饭，拟三点半去，此外我想不应酬了。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刘复之笑话不少，大家都和他不对，因为他捧住李石曾之后，早不理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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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的评语，有点牵强。仅因废名批评他，就迁怒于周作人，难以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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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1933年3月4日《致江绍原书》中谈及鲁迅出版的《两地书》时，颇不以为然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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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如“鲁”公之高升为普罗首领，近又闻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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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作人又在《周作人书信·序言》中，暗含讥讽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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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信）原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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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间类似这种的文中有话，笔锋一转，便成棍棒，不留情面地敲打对方，似乎不少。鲁迅的《“京派”和“海派”》一文，写的是关于“京派和海派”的争论问题。1933年10月18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上海作家。不久，上海作家苏汶撰写《文人在上海》一文加以反驳，沈从文又写《论“海派”》等文。此后，报刊上展开了关于“海派”和“京派”的争论。鲁迅“赶了一下热闹”，参加了争论，顺便在文中给了周作人一枪，文中说“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真正老京派打头”等语，实际上指1935年出版的施蛰存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一文，开头说：“因为长久没有小孩，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房东太太，便是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据俞芳写的《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一文说，羽太信子曾不让孩子去看鲁迅，而且咒骂让他冷清死。这话使鲁迅和朱安很受刺激。有了孩子的鲁迅在《从孩子照相说起》中旧事重提，愤懑犹在，且多了些得意的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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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周作人又作《老人的胡闹》一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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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都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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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一贯平和淡然，但在此这等尖酸刻薄，定有深层原因。这让人想起鲁迅那篇《趋时和复古》。该文发表在1934年8月15日的《申报·自由谈》。文章一开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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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他已经快要被封为复古的先贤，可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的人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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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批判林语堂的同时，也把板子打在周作人的屁股上。周作人的怒气，怕由此而来，遂写《老人的胡闹》相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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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知道，1934年到1935年，鲁迅与周作人的争论，主要是关于“论语派”的争论。公开的是鲁迅与林语堂的争论，而骨子里是周氏兄弟的暗中争斗。因为周作人才是“论语派”的灵魂。鲁迅和周作人都避免兄弟公开争斗的良苦用心，也让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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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都有鲜明个性的作家，虽多年失和，彼此怨怼，但毕竟是同胞亲兄弟，血浓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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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们的三弟周建人后来在《鲁迅先生对于科学》一文中的回忆，鲁迅在病危之时，竟是手捧周作人的著作阅读。在《鲁迅研究资料》第十二期中，有一封周建人在鲁迅病故不久写给周作人的信，转达鲁迅在最后时刻关于周作人的谈话，其中有关于“送李大钊之子赴日本之事，他（鲁迅——引者）谓此时别人并不肯管，而你却要掩护他，可见是有同情的，但有些作者，批评过于苛刻，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他亦极不赞成此种过甚的责难云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鲁迅还是肯定了周作人的一些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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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看鲁迅逝世当天，周作人在接受《大晚报》采访时关于鲁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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