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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9日，天津《大公报》刊出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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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先生上午九时，慷慨向全校作“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并以拳拳之心勉励职教员，必须具备两种特性，即坚忍心和责任心。其演讲如动地惊雷，震醒沉闷之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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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蔡先生向记者透露初步改革大学计划：“一曰延聘人才，清除积习；二曰改革讲义，购置图书；三曰缩短预科修业年限，专办文理两科……北京大学的校史，将揭开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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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演讲后的第四天，校门口贴出一则告示：“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教育部令派前安徽师范学校校长陈仲甫任本校文科学长。”消息不胫而走，校园掀起不小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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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得很，这天上午由上海运来的该年第一期《新青年》杂志，悄无声息地在北大传播开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赫然刊在重要位置。《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话；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八事的核心便是文学必须采用革命性的文体——白话文。文章同时强调文学必须有感情、有思想。此文一出，便被文学史家郑振铎称为“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可谓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声春雷。陈独秀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不久，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以声援胡适。文章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文章声势给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溅起的风浪，更助了一把神力。师生惊呼，天子脚下，清流云集的北京大学，又聚集众多怪才、傲才和如陈独秀、胡适般的奇才，北京大学真的要改朝换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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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对陈独秀携《新青年》到北大，甚是支持。他认为，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思想文化界毫无生机，末代皇帝还在紫禁城里，袁世凯大总统就急着黄袍加身。如不用新文化做思想武器，如何扫除八股旧习、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章太炎的弟子多主张复古，推翻清朝后恢复汉家传统、晋宋文风。但钱玄同不然，他同意陈独秀发起一场声讨旧势力的思想革命。陈独秀和胡适，是想借白话文做钟馗，打封建思想余孽这个恶鬼。他同意陈独秀之谈文论人要看趋势、为人处世要讲大义的主张。他读了陈独秀《字义类别》等著作，知其在训诂音韵上的造诣极深，不然打起旧物，何以招招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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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钱玄同有同样文化背景和学术思想的同门黄侃，对陈独秀却大不以为然。他依稀记得，在上海时，前清秀才陈仲甫，曾倚老卖老地调侃过他们这帮后学，尽管那时陈仲甫喝了太多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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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章门多狂狷之士，他黄侃不仅狂而且疯。这位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的教授黄侃，过去运气不错，是先入师章太炎之门的幸运者。这位湖北佬曾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革命党人，因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才亡命日本的。他有诗曰：“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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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对钱玄同和黄侃的评价不错。宣统二年，章太炎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说：“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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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是逐渐变得迂腐，以致将陈独秀视为洪水猛兽的。陈独秀与黄侃的政治见解之不同，实质上是因为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背后新旧思想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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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北大校园议论纷纷之时，庶务长将陈独秀的一份电报送到了校长蔡元培那里。斯时，他正在读刚到的《新青年》。陈独秀的电报写着：“北京大学蔡孑民先生大鉴：仲甫于一月十三日抵京后即去箭杆胡同寓所，不必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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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就要鸣锣登场了。蔡元培对他先让《新青年》在北大投石问路、先声夺人之举，也深表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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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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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杆胡同在东安门九号陈宅门前，有对石狮子，虽然不断被岁月剥蚀，依然威严生动。小院方正，陈独秀租住的是三间北房。两扇精美的雕花木隔断，将房子隔成三间。两边做卧室，堂屋做客厅和写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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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现在的妻子高君曼同来北京。关于陈独秀和他昔日多情的小姨子高君曼的绯闻很多。他们是七年前在杭州先同居而后才结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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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敲门声，高君曼去开门。两张陌生却笑得灿烂的脸，让她有点儿惊疑，但还是客气地将他们请进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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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里，陈独秀正埋头在书桌上挥毫疾书，抬头见是蔡校长和钱玄同，忙起身拱手向老友致意。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和如炬的目光，平添了几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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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隆冬，客厅却没有炉火，冷得像冰窖，三人搓着手交谈，高君曼送来热气袅袅的茶。陈独秀将高君曼介绍给客人。高君曼面色苍白，却很清丽。高君曼退下后，陈独秀说她正在咯血。然后话题又转到了北大的现状。钱玄同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如同一把火，把北大烧得通红。蔡元培也说，陈老弟从美国引来的这把火，推动了北大的变革。陈独秀快活大笑后，突然打住，对蔡元培说，兄弟来放火，不愿给你添乱，如若你犹豫了，我会立刻回到上海。北大旧派人物云集，而我又是个准备将他们一个个掀翻的狂人。我刚写了一篇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给胡适点起的火，再加把薪柴，正式亮出“文学革命”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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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他顺手从书桌上将文稿交给两位老友先睹为快——那题目“文学革命论”就让两人怦然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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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陈独秀凌厉而富有战斗性的文风，蔡元培和钱玄同是都领教过的。陈独秀18岁时便以《扬子江形势论略》给沉闷的学界甩出一记响雷。他因乡试，从安徽乘舟去南京，一路对长江水文地貌细心观察，进而提出长江江防问题，见解独到，令人惊异。1916年，他在《新青年》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指出服务于“纲常阶级制”的孔子封建思想，是与近代“独立平等自由”的原则绝不相容的。文章已从世界发展总趋向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的改革了。现在，两人交换阅读文稿。文章开宗明义，纵横中点出发动文学革命的初衷要义，其文风更加霸气、磅礴，显现出这位有领袖欲的人的气魄和才情。文章开端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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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新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然我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大半原因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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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钱二位在冰窖似的小屋读得热血沸腾，小屋里生气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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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钱玄同心悦诚服地交口称赞《文学革命论》，陈独秀有些快意。说实话，他和胡适发起文学革命，又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是有些担心的——北大是章门弟子云集的地方，国学深厚的刘师培、黄侃、钱玄同都是极有社会影响力的学者。章太炎乃古文经学大家，弟子众多。他在辛亥革命前，曾就《新学伪经考》痛批康有为。章门弟子对“文学革命”自然也不会赞同。但眼前的钱玄同似可以争取过来，助“文学革命”之力。钱玄同对桐城派的归有光、方苞等人很不以为然，曾大骂“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六年前，钱玄同又拜同乡前辈崔为师，研究起今文经学来。更让人瞠目的是，钱玄同竟在为康有为写的序文中，说了不少好话，与恩师章太炎唱对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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