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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几杯老酒入肚，由谈周氏兄相扶相携、亲密无间，竟联想起自家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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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父亲钱振常，中年擢进士，湛深经学，精于考据，乃饱学之士。钱玄同三岁时，就由父亲亲授《尔雅》，每日站立书架前，一条条诵读，直站到两腿僵直。掌灯时，才由仆人抱回卧室。后来他每思“庭训”，常感慨“由今思之，不肖放荡数年，至今日犹能稍归正路，何莫非幼时先子义方之教耶”。钱玄同对父亲的“爱之深责之切”十分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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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原名师黄，字德潜，都寄托了其父的一片苦心。钱玄同对此解释说：“因先子晚年处境多逆，欲使勉为诗人。黄，黄庭坚也；德潜，沈德潜也。”足见父亲对幼子的喜爱和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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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12岁时，父亲去世，又四年母也辞世。此后，其兄钱恂撑起这个家。钱恂长钱玄同32岁。在幼承庭训中，成为博学之士。他一生不以学问名世，却把大量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早年入薛福成、张之洞幕下，1907年，任出使荷兰、意大利大臣，为晚清著名外交家，与维新派、革命派多有联系。自父母亡故后，长兄如父，对钱玄同悉心照顾，疼爱有加。钱玄同留学日本，直至入北大教书，都得到兄长的提携帮助。值得一提的是嫂嫂单士厘，乃奇人也。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与钱恂结为秦晋之后，二人相濡以沫，抚养照顾钱玄同更是尽心尽力，钱玄同在日留学时生病，嫂子亲自为他煎药喂食，陪他去医院治疗。凡小叔子索钱，她都一一满足，所谓长嫂如母。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单士厘以三寸金莲，随夫钱恂走遍世界，且有《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两书问世，使其扬名，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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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老师、钱玄同的老友语言学家黎锦熙，这样描写钱玄同与兄嫂的关系：“提倡‘新文化’打破‘旧礼教’以后，他对于哥哥，还是依旧恭顺。他总怕他哥哥看见《新青年》，他哥哥后来还是看见了，对他也并没有说什么；他极端反对阴历，绝不再行跪拜礼，但他哥哥逝世前几年，他还是依阴历年底带妻子到家里去跟着拜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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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友弟恭，是儒家伦理中家庭内标准的长幼关系，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在破“旧礼教”与“新文化”之间，骨子里常常选择前者。茅盾曾是钱玄同的学生，当年在湖州府中学读书时，炎炎夏日他亲眼见到街头一番别样光景：钱恂衣着单长衫，手持蒲扇，悠悠地走着，其子钱稻孙高撑洋布伞跟在他身后，钱玄同与侄子并排，跟着长兄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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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兄钱恂替钱玄同包办了婚姻大事，主张“新文化”的钱玄同，无奈地接受了这桩婚姻。长兄为他找的夫人，名徐婠贞，大家闺秀。其祖父徐树兰是光绪二年举人，曾任兵部郎中，在绍兴建“古越藏书楼”。蔡元培曾在徐家校书多年。徐婠贞的父亲徐元钊与钱振常同为龙门书院门生，两家交谊甚深。观钱玄同1906年5月日记，对新婚之夜他这样描述：“是夜难过，真平生罕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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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和鲁迅的婚姻一样。一个是长兄安排，一个是母亲所定，个中苦楚，他们只能在夜深人静中默默品尝了。但他们的结果却各有不同——鲁迅最后冲破封建樊篱，收获了许广平的爱情；而钱玄同却执徐婠贞之手，一直走到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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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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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六年（1917）9月4日，大约是张勋复辟闹剧过去不到两个月，与其兄周树人同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补树书屋的周作人，收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上用楷书写有“聘周作人先生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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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前，北大方面已与周作人谈妥，让他担任欧洲文学史与罗马文学史教授，每周各三学时，月薪二百四十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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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教，与校长蔡元培不无关系。蔡元培与周氏兄弟同住一城，有同乡之谊。蔡住城内笔飞弄，身为前清翰林，几乎家喻户晓。周作人年少时，曾无意中在家的书堆里，发现蔡元培的一册朱卷。文皆为短章，非八股体，只觉新鲜。光绪末年，绍兴人请蔡翰林办学务公所。蔡元培想请周作人帮忙，因周作人正读书不愿辍学，故回绝蔡元培之邀。后蔡元培被朝廷排挤，到德国游学去了，周作人与蔡元培失去了一次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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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1911年9月，周作人偕夫人羽太信子从日本回到绍兴。然而，昔日清幽古雅充满诗意的小城，已变得败落不堪，让他极为失落。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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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东京六年，今夏返越，虽归故土，弥益寂寥；追念昔游，时有枨触。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岂人情乎？心有不能自假，欲记其残缺以自慰焉，而文情不副，感兴已隔。用知怀旧之美，如虹霓色，不可以名。一己且尔，若示他人，更何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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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中，可读出周作人面对家乡疏离，他人不解的那种难耐的孤独。几天后他作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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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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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心境又添了悲凉。这悲凉让他对辛亥革命特别是王金发光复了绍兴，一切又归于沉寂之后，心怀疑虑而冷漠。因此，当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长沈钧儒委任周作人为本省视学后，他的态度仍不积极。到了1913年春，中华民国虽立，但大权旁落袁世凯，宋教仁被暗杀。不久，周作人应聘到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英语。但周作人的真正兴趣，是读古书，抄古书，有时也译些关于儿童教育的理论文章和有关儿童文学的东西。从中却让我们意外地发现他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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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还继续着在日本即已开始的介绍俄国及其他民族文学的工作。1914年，周作人出版了在日本就翻译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炭画》，并经常系统地在杂志上介绍拜伦、谢甫琴科、裴多菲等诗人，同时，他还研究和翻译希腊文学。1915年10月，周作人将他在这段时间的译著精选编成《异域文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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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此期间，除帮其兄周树人翻看古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外，还自己搜集山阴、会稽籍的同乡著作及辑录有关越中古文献，以《读书杂录》为总题，在《绍兴教育杂志》连载。周作人还对绍兴古迹颇感兴趣，不仅著文介绍，还撰文《论保存古迹》，呼吁珍爱文化遗产。周作人受其兄影响，还热衷于金石拓本的收集，所收集者多珍品，价值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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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就是在赏玩古玩、追怀先贤，秉烛夜谈，写作翻译的悠闲和孤寂中，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潮起潮落。直到有一天，已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回绍兴省亲，再次与周作人不期而遇，才改变了周作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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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到京的第三天，雇了辆洋车，从山会邑馆前往沙滩北京大学，访问校长蔡元培，因车夫听错了浙江口音，拉错了地方。第六次再去，校长外出仍未能谋面。蔡元培得知，翌日亲自登山会邑馆见周作人。告之，学期中间，难设新课，建议他先到预科任教。周作人犹豫中，蔡元培另有建议，让他到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纂处担任编纂之职，月薪一百二十元。周作人就这样留在了北京。张勋复辟前后，周作人刚刚到国史编纂处工作一个月，一日突发高烧不退，疑为猩红热，最后确诊为麻疹，虚惊一场。经历全过程的兄长周树人，以此素材写成小说《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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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到北大后，与陈独秀、胡适保持一定距离，只在文学改革的某些观念上彼此相互支持。用周作人后来的话说，这是“交浅”，而不妨“言深”。他最投合者，当属刘半农。他们第一次谋面，是在刘半农暂居的与教员休息室相连的一间房子里。刘半农后来在《记砚兄之称》中描述了当时见面的情景：“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独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刘半农文笔极好，寥寥几句，便将二人的形神活脱脱写出。不过“上海少年”与“俄国英雄”一见倾心，却很有趣。当然，两位江南才子早就互慕彼此的灼灼文才，才有惺惺相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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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笔下“头大，眼有芒角”的奇才刘半农，11岁在家乡江阴翰墨林小学读书。1907年以第一名就读常州府中学堂，后因与同学瞿秋白等参与学潮，被开除。辛亥革命爆发，刘半农与二弟刘天华参加本地革命团体，后又赴清江参加革命军，任文书与英文翻译。1912年初与二弟刘天华到上海，入开明剧社，任编剧兼演员。为生存，刘半农成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经陈独秀引导，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1916年10月，《新青年》二卷二号发表以刘半农署名的《灵霞馆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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