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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正是读到《灵霞馆笔记》，方了解刘半农的。他以为，原是些极普通的东西，经刘半农之妙手安排组织，却成精妙的散文，很佩服他的才智。在与刘半农接触中，感到他虽有革新之志，却在谈吐间流露出文人的幽默灵性以至于玩笑的一面。周作人正是由此认识了刘半农灵魂“真”的一面，即——“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都无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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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刘半农外，周作人与钱玄同也是终生不渝的文友。这三人，钱玄同偏激，刘半农活泼，周作人平和。周作人评价钱玄同时说，“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普通人性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钱玄同与刘半农见面就抬杠。刘半农说：“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曾作打油诗：“闻说杠堪抬，无人不抬杠。有杠必须抬，不抬何用杠？抬自由他抬，杠还是我扛。请看抬杠人，人亦抬其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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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钱、刘大抬其杠，闹得面红耳赤之时，周作人总是在旁微笑倾听。文人间的斗嘴，常常妙语连珠，趣味无穷，其学养和性情尽在其中，听者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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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的恶作剧，也常让周作人忍俊不禁。一次周作人向刘半农借俄国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及一本瑞典戏剧作品。刘半农回信竟无笺牍，而将二纸黏合如账册，封面签曰“昭代名伶院本残卷”。内文是：“（生）咳，方六（周作人）爷呀，（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一本，瑞典国，小曲滩簧。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个端详。（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他去，莫辜负他。拜一拜，手儿啊，你就借去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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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友人在新文化运动大潮即将涌涛而来之前，在闲逸中，抒写性灵的不悖于风雅，或是民国初，文人的拂衣而高蹈，不囿流俗的一种人生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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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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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10日，也就是英、法、日、俄等协约国公使照会北京政府，承认中国对德宣战所提的参战条件的第二天。在初秋温暖的下午，一位乌黑短发，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风度翩翩地走进弥漫着皇家气派的北京大学。经人指点，他敲开了陈独秀办公室的门。虽从未谋面，陈独秀却断定这个二十六七岁的斯文学者就是他苦苦等待的人，便两眼放光，高声嚷道：“定是适之，我们北大的第一位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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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博士”二字，让胡适有些窘态。今年5月23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博士学位答辩口试。上年已通过了哲学与哲学史初试的笔试和口试，获博士候选人资格。这次答辩口试，博士论文通过，但须修改后上交一百册附本备档，才可参加博士头衔授予仪式。胡适既未按需求修论文，也没交百本样册，因此博士论文虽然通过了，授衔仪式却一直拖到1927年。最后还是在胡适的导师杜威本人的请求劝说和主持下，在近乎赔礼道歉的情景中补办的。在他这次回国时，报界提前公布他的博士头衔，让他提前享受了博士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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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1915年通过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知道胡适的。汪孟邹请胡适为《青年杂志》写稿，并诉胡适《青年杂志》的主撰为皖人陈独秀。不久，汪又致信胡适催稿，称：“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胡适于次年9月，以白话文译俄小说《决斗》，发《新青年》，11月作《文学改良刍议》寄陈独秀。1917年1月，胡适经陈独秀力荐，答应到北大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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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汪孟邹处，陈独秀得知，胡适是安徽绩溪上庄人，是自己的小老乡。胡适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父亲胡传是服膺宋学的秀才，做过州县级的地方小官。上庄山水环抱，景色秀丽，古风犹存。胡适在家乡受九年私塾教育，1904年到上海求学，两年后考入中国公学。1908年转入中国新公学，兼英文教员。19岁考取留美官费生，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又转入文学院读哲学、经济、文学诸课程，1914年获文学学士，9月发起创立“中国科学社”。次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美国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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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孟邹讲，胡适13岁到上海，进梅溪学堂读书，尚不懂上海话，也不曾开笔作文，被编入最低的一班。有位国文老师讲课时，把“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中的“传”解释成《左传》。胡适课后，捧书到老师前，低声且恭敬地说：“先生，这个‘传’字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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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先是一惊，又将信将疑问胡适：“侬读过《易经》？”见胡适点头，就又问还读过什么书，胡适说读过《诗经》《书经》《礼记》。先生更加吃惊，就以《孝悌说》为题，让胡适作文。从未开过笔作文的胡适就写了百字文。先生看罢，称赞不已，便拉着胡适，转到第二班，连升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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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陈独秀听了，大为赞叹胡适的聪颖过人。汪孟邹笑曰：“若是你仲甫遇到这样谬解‘传’字的老师，还不将他轰将出去！性格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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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汪孟邹讲的，胡适早在1915年，即开始提倡白话文，朋友任鸿隽、梅光迪、唐钺都不苟同，尤其对胡适主张用白话作诗更极力反对，于是双方发生笔战，胡适就给反对最激烈者梅光迪作了一首白话长诗逗他，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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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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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知道次年4月，胡适又写词《沁园春·誓诗》表达自己的主张，有句：“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这之后，才有翻开中国新文化运动第一页的《文学改良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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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和胡适共同向新世纪跨出惊世骇俗的第一步时，陈独秀的主张要革命得多，态度上也坚决、彻底得多。比如，他在《文学革命论》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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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三大主张：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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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文，胡适于1917年4月9日，以学者谦逊的探讨的态度，致一长信给狂飙激进的陈独秀：“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二人所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主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的回答是：“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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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为这位“老革命党”的口气与“武断的态度”感到惊讶。他在《答汪懋祖》的“通讯”中说：“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将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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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胡、陈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同时，革命党人和自由主义者便有分歧。必须强调的是，文学革命的气运，正是由于像陈独秀这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坚强的老革命家做宣传，大力推行，文学革命才很快汇合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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