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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听后，动情地透过窗子，望着深邃而高远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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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散席时，胡适从皮包里拿出一份三年前在美国发行的报纸，上面有他写的《非留学篇》，交给蔡元培。蔡元培回家读后，发现胡适和自己的教育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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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在北京大学新学年开学典礼上，蔡元培特地安排胡适给全校师生做了一场《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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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堂场面很大，台下坐满了渴望一睹中国首位博士、文学革命领袖风采的师生和各报记者。留任和新来的手捧大红聘书的学界宿儒和名流也面带微笑或心存疑惑地恭候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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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很从容地微笑着走上讲台。重点阐述了大学保留储积国家高等知识、高级人才及精研、开拓最新科学、发展国家文化的重要地位，鼓励要用西方现代的大学概念和管理观念来改造和经管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为北大的整顿改革，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并建立了具体依傍模式。最后，他激昂地说：“记得还在1915年1月，我和竺可桢谈过创办国内著名大学的强烈愿望，以后又和英文教师亚舟谈到过中国无著名大学的耻辱。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大发感叹地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国之柏林，法国之巴黎，吾死瞑目矣。’第二天我仍觉意犹未尽，又在日记上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今天，我终于回来了。我胡适之今天郑重宣布，回国后别无奢望，但求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献身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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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掌声热烈。正襟危坐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章士钊、崔适、黄节诸人，发现胡适果然是位“旧学邃密，新知浑沉”的博士，也都报以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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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北大讲授英文学问、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门科目，每周十二课时，月薪大洋二百八十块。年底，创办北京大学哲学研究所，自任主任，是年又担任了新成立的校评议会评议员和新创办的《北京大学月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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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到北大，无疑是给北京大学吹进一股东风，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教授们，已经感到胡适带来的新风将吹绿北大乃至中国文化界，他们也必将要跟着胡适，干一番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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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体会最直接也最深。他确认胡适是他改造北大最得力的助手。胡适思想新颖，文章绝妙，堪当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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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学者杰罗姆·格里德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就说过：“二十六岁的胡适是其中最年轻的人物。但是他那无可怀疑的受西方教育的归国学者的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与《新青年》的联系，都标志着他是这个虽然规模较小但条理分明、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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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果真如此，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三只“三个年轮的兔子”，正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三位巨人。自然，后来的周树人兄弟等一批文化精英的风云际会，不仅改造了北大、繁荣了北大，还为改造中国思想文化、繁荣中国文化奠基了坚实沉厚的基石。后来，因意识形态原因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周树人，而肆意贬损胡适和陈独秀，显然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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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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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墙黑瓦的山会邑馆，原是山阴、会稽两县来京应考的举子和候补京官们的落脚公寓。前院为藤花馆，设有纪念晚明哲学家刘宗周的仰蕺堂，因其曾讲学于绍兴蕺山，弟子如云，故弟子设纪念堂于此。绕过仰蕺堂南墙，穿一月亮小门，是补树书屋，院内有一株老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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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冷风，吹落片片槐叶时，钱玄同轻车熟路地走进山会邑馆，推开了小院朝南的木门。屋里有位穿灰布长衫的人，正在抄碑帖，听有人来，他抬起头。身材瘦小，脸色苍白，鼻下留有浓黑的口髭，眼睛明亮，透出一股冷峻之气。见来客是身材矮胖，衣着白绸大褂的钱玄同，便放下手中的笔。钱玄同一进屋，把皮包放在破桌上，叫道：“猫头鹰啊，又在抄你的古碑！”被叫作“猫头鹰”的，是钱玄同当年在日本留学时师从章太炎的同门师兄，现在的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在日本时，周树人常挑灯夜读，又不修边幅，蓬头垢面，钱玄同便给他取一绰号“猫头鹰”，于是朋友间便都如此称周树人。钱玄同秉性爱热闹，易激动。当年听章先生讲课，他每到冲动时，便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地发表议论。黄侃称他“钱疯”，而周树人赐名“爬翁”，算是对“猫头鹰”的回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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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与周树人是1908年在日本相识的，都为章门弟子。虽经常见面，但话语不多。后钱玄同读了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评价“他们的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词，十分矜慎”，并认为比当时在中国颇为流行的林纾所译《茶花女》等著作，要文笔雅训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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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在《新青年》研究征稿时，钱玄同举荐周树人兄弟，遂有自告奋勇登门到周树人处约稿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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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得知钱玄同是来组稿的，开始很淡然。他说，“这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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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推了推鼻上深度的自由镜，然后瞪着周树人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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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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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了解他的师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在故乡绍兴积极参加宣传活动，且在这段时间里，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小说《怀旧》，描写小镇封建余孽在革命风声中的种种情态。小说寄到《小说月报》，当时的主编恽铁樵认为小说有独有的生动尖锐和入木三分的讽刺笔墨在其中，就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1913年4月）上。主编恽铁樵在“附志”中做了赞扬，认为《怀旧》对那些“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的文学青年说来，“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评价道：此文虽以文言文写成，但由于“用现代的眼光观察世界，对现实某些方面有与众不同的兴趣”，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以钱玄同的眼力，自然看好周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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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多次来拜访这位五年前随自己从南京迁北京的同门师兄。见他到教育部后，一直单身蜗居补树书屋整整五年，埋头于从书肆买来的一摞摞古书里，全然不管窗外表演着“二次革命”和袁世凯登基、张勋辫子军进京等闹剧。令他感兴趣的是在青灯古卷中，以尖刻而又充满疑惑的目光，审视国人那多病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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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弥漫着沉闷的压抑中，周树人更加离群索居，更加孤独，他埋头《嵇康集》的校勘，还辑校了《志林》《后汉书》，之后又准备写《会稽禹庙窆石考》。再后来他又沉湎于佛教，玩起了古董，人也渐渐颓唐，甚至变得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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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与周树人谈话时，极像其兄的周作人从隔壁房间踱出，忙与钱玄同打招呼。周作人最近刚被蔡元培聘为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月薪少胡适四十银圆。心情颇为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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