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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从皮包取出两本《新青年》递给周氏兄弟。对《新青年》周氏兄弟并不陌生，他们是每期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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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说：“仲甫托我向二位问好，欢迎你们赐稿，助文学革命之阵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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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表示：既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有令，自己甘当一名过河卒子，就为《新青年》呐喊几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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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大喜过望，感激地向二位老弟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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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称钱玄同是“我的朋友”，钱玄同也说是周树人的“老朋友之一”。他们师兄弟交往长达二十九年。后来钱玄同对这段漫长的交往，归纳为这样三个阶段：尚疏、最密和极疏。钱玄同与周树人如此多年近距离地接触，使他太了解其人，又能在最后“极疏”的十年里，以超然的心境认识和对待周树人，让我们看到钱玄同的高尚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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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钱玄同与周树人的交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鲁迅写于1923年8月23日的《呐喊·序》中却如实记录了此次晤面。不过，钱玄同被改成了“金心异”。此名，原本是复古派林纾小说《荆生》中影射钱玄同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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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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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钱玄同与鲁迅都是章太炎的弟子不假。章太炎仅及门弟子就多达百人，而最得意的弟子，其实只有五人，即当时人戏称的“章门五王”——天王黄季刚、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吴承仕。五位最大弟子，各继承一端，自成系流，各成学派，其中与章太炎关系最为亲近者，当属钱玄同、朱希祖和吴承仕。周氏兄弟仅是从师求学而已。从鲁迅写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我们能看到鲁迅对章太炎颇为尊重，更多表现的是他们师生间思想上的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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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钱玄同日记》，我们会发现，其间保存着章太炎东京讲学及1932年北上讲学的完整记载，而章太炎写给钱玄同的五十九封信函，让我们看到章太炎与钱玄同师生间求学若渴、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和身后的师生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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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看，一般都误以为钱玄同与鲁迅兄弟等八人是1908年在《民报》社从师章太炎的。其实，早在钱玄同就读大成中学时，就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了，并记了十六册笔记。1906年10月，章太炎复信钱玄同，有“得书知君为好学研精之士”，“期欲握手”之语可证。从这年起，师生关系一直维持到1936年章太炎逝世，凡三十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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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1868—1936）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自幼痛愤满人统治中华，好读书，受顾炎武等人爱国思想影响，在西湖边的“诂经精舍”师从俞樾，对经学、小学、诸子、佛学悉精心攻读，不应科举。其在学术上代表国粹主义文学论，从“爱国保种”和“国民主义”出发，主张“文学复古”，恢复汉文学的传统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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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从追随康有为、梁启超，到与维新派决裂，与保皇派斗争而成为革命者，对当时一代人转向革命，特别是对他的百名弟子投身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但他的革命思想中虽有民主主义成分，占主导的还是排满反清的汉民族主义。这种“光复中华”的思想，影响了他的文化和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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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章太炎逃往台湾，任台湾最大的报纸《台湾日月新报》的记者，主要担任中文版的撰述。期间，与同人李书私交甚深，常秉烛夜谈。一日，谈到少时读书的情境，章太炎告诉二十岁才延师启蒙的李书，自己六七岁已开始拜师求学，至二十岁已精通经学与小学了。李书惊讶：“那么早就读书，能记住吗？”章太炎笑曰：“十之八九尚能背诵。”李书便以自己所学经书相问。只听章太炎如流水般一一背诵，并能指出所背在哪部书第几页。李书这才明白，这位刚到报社的章炳麟为什么文章文华高超，议论有魏晋之风，对其更加敬重。当然，章太炎的文章“雅而不核”，“廉而不节”，有时显得过雅，用典生僻，一般读者颇费思量，于是反映到报馆。主笔委婉问章太炎：“先生所撰论说，是解而自读呢，还是要让读者共读而俱解呢？”章太炎看一眼主笔，未作答，而铺纸提笔，写道：“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管不着。吾只患吾文之善，苟文善，会尚有人知之者。请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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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章太炎从台湾至日本观光，特地拜访梁启超，对其曰：“在从台湾来日本的船上，偶作一上联：‘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久而未对出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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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三更生”：说的一个是汉朝刘向，本名更生，官中垒校尉；一个是清代洪亮吉，著有《北江全集》，称北江先生，因上书得罪嘉庆帝，充军新疆，获释后自号更生居士；一个是康有为，戊戌政变，友人相助幸免于难，改名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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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梁启超处做客的有六七位鸿儒，都沉思良久，无人能对出下联。直至二十五年后的1924年，曾在梁启超处做客的符鼎升在北京任教时，因钱玄同偶尔提到老师这个上联，符鼎升费了些思索，才对出下联：“世间一长物，孔兄、墨哥、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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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物”，就是孔方兄，钱之别称。墨西哥银圆与法国的佛郎（法郎）。孔、墨、佛是宗教思想，兄、哥、郎均属人伦关系。对得也算不错。但远不如上联的善运巧思、匠心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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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章太炎在苏州东吴大学教书。那时章太炎已将辫子剪掉，但怕行动不便，在帽子里装了一条假辫子。有时上街，假辫子摇摇摆摆，甚至常掉到地上。说起剪辫子，尚有一段章太炎“长枪大戟”的经历。这年7月，严复、容闳等在上海发起“中国国会”，创立自立会。就在这次会上，章太炎不满“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立场，当场剪辫易服，愤然退会。随后，他写下《解辫发》一文，直斥“满清政府不道”，又写《请严拒满家人入国会状》，也是措辞激烈。二文均发在当年8月的《中国旬报》增刊第十九期上。此报是受孙中山委托，陈少白在香港办的《中国日报》中的旬刊。编者在《中国旬报》第十九期的编者按语中称，发表章太炎的文章，“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从此，章太炎的“反满骁将”的姿态，出现在晚清的言论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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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章太炎任教东吴大学期间，他去看望了自己曾师从七年的老师俞樾。此时“诂经精舍”的国学大师已是八十高龄。孰料，阔别多年，一向温文尔雅的恩师，甫一见面，竟然大发雷霆之怒，将自己的高足骂得狗血喷头，骂他“背父母陵墓”，远游为“不孝”，揭露清廷“指斥乘舆”为“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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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遭到老师没道理的痛骂，心中不服，不仅当面反唇相讥，回去后，即刻写《谢本师》，公开与老师俞樾断绝师生关系。历史常有惊人的重复，后来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也有谢本师之举，再后又有沈启无谢本师周作人的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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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5月，章太炎在《苏报》发表《〈革命军〉序》，一个月后章太炎又在该报头版发表《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节选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赞美革命，直呼光绪之名“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上海租界工部局在清廷的重压下，发出对章太炎、邹容等人的拘票，除陈范外，名列拘票者五人全部被捕，“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苏报》被查禁，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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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案”发，舆论震惊。连与《苏报》在革命还是改良问题存在分歧的《中外日报》都发表社论《近事慨言》，抗议当局“与言者为难”。在章士钊主持下，《苏报》仍继续出版了一周，刊出《密拿新党连志》的消息，发表章太炎“相延入狱，志在流血”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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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审判时，原告律师指控章太炎“诋毁今上圣讳，呼为‘小丑’，立意犯上。”章太炎驳曰：“所指文件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及满人，不知‘圣讳’。”随后他又从汉文字学角度，做了辩解，“小丑”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并无存心侮辱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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