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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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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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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接过来看时，眼泪突然涌出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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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叙述，是主流媒体的统一叙述。胡适以亲身经历，颠覆了这个重要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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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大陆正经历饿殍遍野的大饥馑。1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度过自己冷清的寿诞时刻。在台湾台北胡适的家中，留秘书胡颂平吃饭时，谈到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自然也谈到毛泽东。胡颂平问：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泰山杨昌济举荐的吗？胡适说：“不是，毛泽东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位青年上书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烧了。当时的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毛泽东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胡颂平就问，是否先生介绍他入图书馆的？胡适说：“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士钊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毛泽东介绍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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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毛泽东自己说，是杨昌济介绍他到图书馆工作的。鉴于此，我们只好存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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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回到鼓楼后面的豆腐池九号杨昌济家时，太阳已偏西。长方的小院里的那株枣树上，尖尖的马牙枣，已染上淡淡的红色。老师尚未回家，杨昌济豆蔻年华的女儿杨开慧给他开了门。毛泽东将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杨开慧，她那深邃明亮的眸子里，荡漾着喜悦。那时，这对年轻人已经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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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是每天坐在一张书桌前，登记前来看报刊的人员名单。阅览室很宽敞，他总是把那里的许多桌椅清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到这里来阅览的，有不少名流和学者，他们都是在登记簿上签了自己的姓名后，静静地走进阅览室，埋首于浩瀚的书报之间。渐渐地，他认识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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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天下午，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俞平伯、汪敬熙等一批年轻有为的北大学生，签下名字后鱼贯而入。他们利用星期天阅览者人少的机会，围坐在一起。毛泽东很感兴趣地注视着这群和他年龄差不多却已蜚声文坛的年轻学者。从他们清晰的谈话中，知道他们是商量办《新潮》杂志的诸多事宜，讨论办刊宗旨，研究创刊的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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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豆腐池九号杨昌济家，毛泽东已听自己的老师说，傅斯年、俞平伯等向校长报告，组建“新潮”的计划。蔡校长很支持这些意气风发、心怀大志的大学生，亲自为《新潮》题写了刊名，还批准每月拨两千元大洋办刊经费。对此，毛泽东愈加钦佩开明的蔡元培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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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似心中早有成竹，提出三点办《新潮》的宗旨：一是批评的精神，二是科学的主义，三是革新的文辞。俞平伯等人支持傅斯年的意见。他说，《新潮》当是《新青年》的同盟军，一起向即将出笼的北大旧势力的大堡垒《国故月刊》开火。《新潮》刊名英文的意思便有“文艺复兴”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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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讨论，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联想起今年4月创办新民学会时他提出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主张，遂不由自主地插入讨论。众人一齐打量这位操着湖南土话的管理员，眼神里泛着冰冷。倒是傅斯年与毛泽东先打了个招呼，又向众人介绍说，毛泽东这位工友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也是有为青年，众人才礼貌地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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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新潮》，不能不提周作人。那时的周作人，是社会上公认的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一反他温和的个性，总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在人们心目中，早已树立起新文化运动战士的形象，在青年中享有远比周树人高的威望。学生领袖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等在1916年级文学系里读书时，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将他们吸引在一起。他们发起组织“新潮社”，周作人有影响的《人的文学》在《新青年》发表之后，傅斯年立刻在《新潮》上著文，将其与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列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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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之前，已在新文化阵营里冲锋陷阵、充当“先锋”的周作人，又以这篇轰动当时文坛的文章确立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1935年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高度评价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在胡适看来，中国新文学运动有两个中心思想：“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胡适热情地赞道：“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最平实伟大的宣言’”，“他的详细节目，至今还值得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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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即便是以当今的文学价值观和美学观来看，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以及后来发表的《平民文学》《思想革命》（载1919年3月2日《每周评论》）、《新文学的要求》（载1920年1月8日《晨报副刊》）、《圣书与中国文学》（载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等重要文章，构成了周作人思想的特色和完整的文学观体系，成为新文学运动与思想革命的重要理论成就，具有极高的历史性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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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文学”观念，是周作人借鉴当时日本文坛流行的“白桦派”人道主义理论，而其历史渊源则出自欧洲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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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一卷五号特将周作人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诗《背枪的人》等转载，并特别推荐。次年《新潮》二卷五号，以“本刊特别启事”宣布周作人为“新加入本社社会”，后周作人又被推为《新潮》主编，成为师生合作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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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还得到了胡适的热情支持与帮助，他把《新潮》视为《新青年》的最重要的姊妹刊物。《新潮》的主将们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俞平伯等与胡适的交情都很深。他们一开始就也把胡适当成顾问和导师。很长时间他们深受胡适的自由主义哲学的影响，他们和《新潮》在政治见解与学术思想上，都紧跟胡适，并成为胡适的终身知己。1920年傅斯年在英国留学时，曾以“学生”名义致信胡适，“愿先生终成（我的）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这番元气淋漓、肝胆可见的规谏，足以看出“他们师生间的神交之投契，友伦之纯正”（《胡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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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早在毛泽东就读湖南师范学校时，胡适因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开创文学革命而声名鹊起，就成为毛泽东钦佩的楷模。此次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毛泽东曾多次去旁听胡适的课。后来，毛泽东与萧三等人经杨昌济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等问题。并且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做过报告，解答过新文化运动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毛泽东一度称自己是胡适的学生的由来。可惜，后来人们把这一重要历史细节有意地隐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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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月15日，在胡适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当时毛泽东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友互助团”，为得到社会名流的支持，他去找胡适，就办学的目的与计划请教于胡适。胡适在后来的日记中，追忆了此事：“毛泽东依据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证实了胡适日记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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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后，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提及过他请教胡适的事实，尽管口气不再那么谦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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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须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好。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做过一篇《非留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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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去胡适处取请胡适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时，见胡适在上面提出不少具体的意见和办法，很是感动。他采纳了这些极具真知灼见的意见和办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胡适支持毛泽东的革命活动，毛泽东也很重视和尊敬胡适对他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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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捕入狱。胡适积极营救陈独秀的同时临危受命，接办了《每周评论》。当初陈独秀、李大钊意图将《新青年》办成谈政治的刊物，遭到同人的抵制，遂在1918年岁尾另办《每周评论》，开始讨论政治与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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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胡适从前很少著文参与政治与时局的讨论，并说“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但他还是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连夜创作的一首抗议军阀的诗歌《威权》，唱颂“奴隶们”造反的正义吼声。胡适还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对陈独秀的人格大唱赞歌，为陈独秀的“爱国爱公理”的革命思想与革命行为大唱赞歌。既表现了“五四”两个巨人间的真挚的友谊，又说明胡适思想是与革命同步的，人格是磊落的。当然，他与别人的不同，在于他不是一个热衷空谈政治的人。在他接办《每周评论》这一谈政治为主的刊物后，便不能全然回避政治了。在他后来的《口述自传》中说：“我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我就决定谈点较基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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