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101203
1706101204
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胡适的不谈政治，政治却将他推向了政治的旋涡。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原本旨在改变当时舆论界“空谈主义”的风尚。那时的所谓“主义”，更多的是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而所谓社会主义，便有基尔特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等。对此，胡适在文章中说：“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是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1706101205
1706101206
作为群众言论之舆论，总会有争论。首先质疑胡适《问题与主义》一文的是与胡适有过几次通信的蓝志先。他指出“问题与主义并不是相反而不能并立的东西”，而“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这篇文章，胡适将之转载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上。
1706101207
1706101208
第二篇是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这原是李大钊从河北昌黎五峰山写给胡适的一封私人信。本无题目，是胡适加了个题目，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胡适在李大钊的文章末尾，加了这样一段文字：“我要做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现在有守常先生抢去做了，我只好等到将来做《三论问题与主义》吧。”
1706101209
1706101210
李大钊给胡适的私人信函中，认为“问题”与“主义”不能绝对分离。指出“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
1706101211
1706101212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信中，李大钊直言不讳地点到他与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与他的某些看法有重大分歧：
1706101213
1706101214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扎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好……我可以自白：我就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克主义的。
1706101215
1706101216
李大钊没有指责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因即便是李大钊本人，也只是个受到过庞杂思想影响的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上还有民主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观点。他正处在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而作为哲学家的胡适本人也并非没有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从他针对蓝志先、李大钊两文的批评写的《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相当清楚的表述中，看到这一点。胡适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后，似乎并不认为马克思用暴力革命带来“主义”胜利，能真正“根本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胡适说：“蓝、李两军所辩护的主义，其实乃是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如此所说的主义，我并不曾轻视”。
1706101217
1706101218
在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时，对政治极为敏感的陈独秀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介入。而毛泽东的态度却是鲜明的，他赞成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正确主张。正是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在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且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订了章程和首批要研究的“问题”，如“东西文明汇合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经济自由问题”等，共七十一大类，合计一百四十四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1706101219
1706101220
我们有理由认为，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并非尖锐对立、壁垒分明、互为仇敌，而是朋友间开展的正常的学问学术之争，根本扯不上什么“坚持马克思主义之争”。另外，我们从胡适与李大钊深厚的友谊并没因这次学术争论而受到丝毫的影响，也可得到印证。
1706101221
1706101222
所谓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上升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高度，是一些人在1949年后，我党开展一场批判胡适政治思想运动时，臆造出来，作为一颗炸弹轰击胡适的。但这些人，万万没想到，这颗炸弹轰翻了胡适的同时，也把当时支持胡适的毛泽东搁进去了。于是只能掩盖历史真相。
1706101223
1706101224
那时的胡适对毛泽东的支持是无私和一贯的。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并发表《民众大联合》。胡适阅后，立即转载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上。并在《新书》评价一栏中，亲自撰文，热情洋溢地肯定了《湘江评论》与《民众大联合》，胡适写道：
1706101225
1706101226
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1706101227
1706101228
有了胡适的热情支持，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才开展得有声有色。
1706101229
1706101230
1920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驱张”（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最终取得胜利。毛泽东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胡适，信中写道：
1706101231
1706101232
适之先生：
1706101233
1706101234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1706101235
1706101236
信中用“借重先生”四字，足见年轻的毛泽东是把胡适视为他开展革命活动所倚重和尊重的重要人物来对待的。直到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时还对斯诺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706101237
1706101238
但是，十八年后的1954年10月16日，因毛泽东发表他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与胡适昔日师生和睦的关系，彻底改变了。信中说：“看样子，这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1706101239
1706101240
12月1日，毛泽东命周扬搞一个批判胡适的计划；2日，周扬奉命将计划呈毛泽东；3日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于是全党、整个文化界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政治斗争。郭沫若、茅盾、陈垣等闻风而动，批判文章铺天盖地。但茅盾和陈垣等人的批判文章，只有批判、没有研究的批判，并无新意，也毫无战斗力。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为了自保而违心地批判胡适的言不由衷，又可看到全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场怎样深刻的心理革命。那是一个文人需出卖灵魂方能自保的特殊年代。
1706101241
1706101242
正当毛泽东亲自指挥，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总代表、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及走狗胡适的时候，在台湾的蒋介石，也把胡适作为公敌来攻击，他在日记中说：“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实施概置不顾，令人悲叹。”
1706101243
1706101244
海峡两岸，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敌对的意识形态，冤家对头的毛泽东和蒋介石，对一个不识相且不为时所用的文化人胡适，却同仇敌忾，相互策应，大动干戈，实为历史所罕见，不仅充满悖论，又意味深长，或正因如此，方显承受误会和扭曲的胡适的思想、文化价值。
1706101245
1706101246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巨擘的胡适，将是历史永恒的话题。
1706101247
1706101248
到了1957年3月1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后，毛泽东有三件惊人之举：赞成出版蒋介石全集，内部发行；有人提出全面评价胡适，毛泽东说，二十年后再考虑（《文坛风云录》）；出版《金瓶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1706101249
1706101250
但不久，百花尚未绽放，百家也未争鸣，一场残酷的被毛泽东誉为“阳谋”引蛇出洞的“反右”斗争，将知识分子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从此代表民族良知和理性的知识分子，集体失声。
1706101251
1706101252
毛泽东关于二十年后重新全面评价胡适的许诺，至1974年非但没有兑现，接着毛泽东发动的更疯狂的革文化之命的“文革”风暴，将共和国推向危险的边缘，知识分子遭受了更深重的苦难。
[
上一页 ]
[ :1.70610120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