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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上升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高度，是一些人在1949年后，我党开展一场批判胡适政治思想运动时，臆造出来，作为一颗炸弹轰击胡适的。但这些人，万万没想到，这颗炸弹轰翻了胡适的同时，也把当时支持胡适的毛泽东搁进去了。于是只能掩盖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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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胡适对毛泽东的支持是无私和一贯的。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并发表《民众大联合》。胡适阅后，立即转载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上。并在《新书》评价一栏中，亲自撰文，热情洋溢地肯定了《湘江评论》与《民众大联合》，胡适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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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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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胡适的热情支持，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才开展得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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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驱张”（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最终取得胜利。毛泽东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胡适，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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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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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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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用“借重先生”四字，足见年轻的毛泽东是把胡适视为他开展革命活动所倚重和尊重的重要人物来对待的。直到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时还对斯诺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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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十八年后的1954年10月16日，因毛泽东发表他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与胡适昔日师生和睦的关系，彻底改变了。信中说：“看样子，这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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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毛泽东命周扬搞一个批判胡适的计划；2日，周扬奉命将计划呈毛泽东；3日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于是全党、整个文化界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政治斗争。郭沫若、茅盾、陈垣等闻风而动，批判文章铺天盖地。但茅盾和陈垣等人的批判文章，只有批判、没有研究的批判，并无新意，也毫无战斗力。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为了自保而违心地批判胡适的言不由衷，又可看到全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场怎样深刻的心理革命。那是一个文人需出卖灵魂方能自保的特殊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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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毛泽东亲自指挥，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总代表、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及走狗胡适的时候，在台湾的蒋介石，也把胡适作为公敌来攻击，他在日记中说：“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实施概置不顾，令人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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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敌对的意识形态，冤家对头的毛泽东和蒋介石，对一个不识相且不为时所用的文化人胡适，却同仇敌忾，相互策应，大动干戈，实为历史所罕见，不仅充满悖论，又意味深长，或正因如此，方显承受误会和扭曲的胡适的思想、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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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巨擘的胡适，将是历史永恒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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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7年3月1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后，毛泽东有三件惊人之举：赞成出版蒋介石全集，内部发行；有人提出全面评价胡适，毛泽东说，二十年后再考虑（《文坛风云录》）；出版《金瓶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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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久，百花尚未绽放，百家也未争鸣，一场残酷的被毛泽东誉为“阳谋”引蛇出洞的“反右”斗争，将知识分子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从此代表民族良知和理性的知识分子，集体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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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二十年后重新全面评价胡适的许诺，至1974年非但没有兑现，接着毛泽东发动的更疯狂的革文化之命的“文革”风暴，将共和国推向危险的边缘，知识分子遭受了更深重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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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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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岁尾，以德国战败，协约国胜利的结局，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的邵飘萍，在自己创办的《京报》上，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这条震惊世界的特大喜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令千疮百孔的中国，得以舒口长气。在各派政治势力进行新的角力的同时，北京知识界首先激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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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一个叫欧战协济会的团体，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北京六十多所大、中、小学校的近三万师生，浩浩荡荡拥向东交民巷，然后折返至天安门远没有后来广阔的广场集会。北京各界公推北大校长蔡元培担任大会主席，主持集会演讲，协约国之美、英、法等国公使，都在发言中，表达了喜悦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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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会接连两天，演讲继续两日，市民倾城而至，场面节日般热闹。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跟着《京报》主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挤进人群采访。当日，蔡元培、李大钊等社会名流，也分别在中央（中山）公园等地，向民众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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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身着灰布长衫，微笑着演讲《黑暗与光明之消长》，邵飘萍和毛泽东等人在人流中快速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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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处，李大钊演讲《庶民的胜利》，他围着毛线围巾，操着浓重的乐亭乡音，朗朗地陈述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邵飘萍、毛泽东等来得稍晚了一些，但李大钊充满激情地肯定俄国人所选择的道路的宣讲，还是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年轻的毛泽东的思想颇为庞杂，脑子里还充斥着追求民主平等的平权思想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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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当时是个有正义感的自由主义的报人。遵循无党无派，不以任何特殊势力集团为后台的政治原则办报。他在《京报》创刊时写的《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指出：“必须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主张新闻自由和真实，“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将《京报》定位为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于是得到读者的信任和喜爱而异军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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