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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邵飘萍在《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一文中说：“《京报》每顺世界进步之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出版不数日，颇蒙内外各界赞许，在言论上已占相当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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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曾赞许《京报》：“良家子女，累累伺振青之声音颜色以行。”足见《京报》言论影响之大。相形之下，当时的上海《申报》《时报》，则因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和《京报》形成鲜明对照。著名报人狄楚青胆子小，认定邵飘萍是个冒险人物，常常不敢刊发他的文章，而史量才，有才无量，硬说邵飘萍办《京报》势头劲健，“要垄断上海新闻”。当然，平心而论，史量才和狄楚青等老报人在幽暗的历史长夜里，对中国新闻业的建设发展有过卓越的贡献，他们又分别在不同年代惨遭杀戮，让百年言论史笼罩着一种悲怆的气氛。但这些有良知和正义感的老报人，前仆后继，从未放下手中的笔，低下有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头颅，一次次秉笔直书，掀起舆论的波澜，给中国的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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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一片声讨中宣布撤销帝制，取消洪宪年号。早在因为揭露“筹安会”阴谋而遭到查禁的《时事新报》伊始，邵飘萍连续发表《芜湖袁世凯》等一百三十四篇时评，三十六篇社论。同时，他还以阿平的笔名为《申报》《时报》等发行一万份以上有影响力的报刊撰文，如《预吊登极》等评论，笔锋犀利，脍炙人口，“阿平”暴得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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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初秋，北京大学决定开设校役夜校。具有敏锐新闻嗅觉的邵飘萍，认定这是新鲜事物，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参加了下午校役夜校的开学典礼。也就是从那天起，邵飘萍被蔡元培聘为正在筹办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并兼职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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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浙江东阳人，清末秀才，青年时曾刻意学习梁启超文章。辛亥革命后，抱着新闻救国理想，到杭州与友人创办《汉民日报》，因在报上发表抨击袁世凯而三次被抓入狱，1914年亡命日本求学。两年后归国，继续舆论救国之志，任《申报》《时事新报》《时报》主笔。他思维敏锐、词锋犀利，才情过人，富有爱国之心，很快成为报界闻人。1918年10月，他独自在京创办《京报》，自任社长。他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十字，勉励报社同人。李大钊先生曾在后来改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第一句被作为警句，写在《晨钟报》第六号社论前面的古钟图案上。“辣”“妙”一字之差，各得风流，“辣”用于新闻极贴切，“妙”之于文章也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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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的《京报》是北方进步舆论的真谛，文学革命、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等大事件，《京报》或大力推动，或无情抨击。邵飘萍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倾向国民革命，欣然接受冯玉祥聘为高级顾问之职。《京报》大胆揭露张作霖的罪状，遭到奉系军阀的忌恨。张作霖进京后，杀邵飘萍，封《京报》，一代爱国新闻达人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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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得知蔡元培办北大工友夜校，认为此事极具新闻价值。他觉得在武夫当道，征伐不断的世道里，一介书生的蔡元培居然为平民办夜校，实在是北大乃至中国教育的奇迹，决定做一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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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一时整，汉花园里丁香开着团团紫色的花朵，淡淡的幽香弥漫在微风里。二百三十多位北大校役，深衣长衫，胸戴红花，排着整齐的长队，经过一簇簇丁香，走进文科第一大教堂。在那里，早有负责夜校的徐宝璜导师，以及来宾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各人，人人笑容可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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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典礼由徐宝璜主持。先是蔡元培校长率众人向国旗三鞠躬，再是全体校役向蔡校长鞠躬，又向来宾和全体教师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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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活跃的学生领袖、夜校教师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康白情等，神采飞扬地报告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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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发表演说，博得师生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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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典礼甫一结束，邵飘萍即采访了蔡元培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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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的洋洋洒洒的访谈录在发行一万三千多份的《申报》上发表后，广泛传播引起轰动，给死寂的教育界乃至全国带来一股新的气息。访谈录最精彩的部分，题为《蔡元培的大学理学》。“我很高兴北大能出现这种自由竞争的新局面”，“至于说《新青年》乱骂政客，那是因为政治实在太黑暗了。教育部想卷入政治，可政治总想控制教育，这就是民国以来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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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陈独秀、胡适等人办的《新青年》，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狂飙而独领风骚的话，那么邵飘萍创办的《京报》，则开启了知识分子独立办报的道路，成为文人占领舆论阵地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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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前夕，《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京报》《新潮》等进步报刊，大量介绍新文化、新思想，与旧文化、旧思想展开一轮轮论战。涌动着新思潮的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群体分化、演变的前夜。中国的文化界、思想界的领袖们，开始根据各自选择的价值观，以及对中国社会革命的不同理解，即将分道扬镳，开启新的历史局面。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巅峰，它由文学革命开始，向改造社会之路转化。由文化精英发起，渐渐变成既无政党领导又无主义指引的由爱国学生参与的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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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年底，陈独秀、李大钊在《新青年》之外，又创办了《每周评论》，以发表政论性的文章为主。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表明陈独秀、李大钊从文化层面向现实政治层面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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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是变革的时代，也是激进的时代。知识分子发起的救亡启蒙运动不断受挫、中断，于是知识分子急于求成，整个民族也都想走捷径，于是偏激、激进就容易被认同。比如陈独秀就主张平等比自由更重要，而李大钊则在论主义时，忽视对社会问题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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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位相对清醒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是最早洞悉强调平等忽视自由会带来危险的人，也是认定只热衷主义、不研究问题会给中国造成灾难的人。后来我们对胡适只有批评，没有研究的格局，便是这种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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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将中国推向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终结了共和国近三十年的梦魇。殊不知，胡适在此六十年前，就曾提出“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光焰不息，胡适的思想与现代中国》）。二者在主旨上何等相似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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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每周评论》《京报》等报刊“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积极干预现实政局，“探求事实，不欺阅者”的同时，反动当局也从未停止过对报刊和进步知识分子的迫害。1916年6月23日，广东的《民主报》发表了《财政厅之更动》的当天，主笔陈耿夫被捕，次日遭枪杀。三个月后，北京新闻交通通讯社，因一篇《呜呼三大借款》通讯，触怒段祺瑞政府，负责人被拘，通讯社以“扰乱治安、颠覆政府”罪被查禁。同一天，刊登此条通讯之《中华新报》《晨钟报》等十数家报纸被封。《中华新报》总编辑张季鸾被捕入狱。是年10月，北洋军阀颁布《报纸条例》，加大对新闻和舆论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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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倡导“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发表毛泽东之《民主大联合》，不久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8月，《每周评论》三十七号也遭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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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邵飘萍办的《京报》，因发表抨击北洋军阀对日借款是“祸国阴谋，借债愚策”的文章，被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飘萍被迫再度流亡日本避难，报社的编辑潘公弼被抓，在监狱中关押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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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事件，后来邵飘萍对报界闻人包笑天说：“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秘密。”表现了报人的正义和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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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1919年4月3日晚，邵飘萍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给集会的北大、中国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生作报告，讲山东问题。邵飘萍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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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民众存亡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等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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