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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黄侃的力主针锋相对、一争高下的态度不同,刘师培说服同人,定《国故》的宗旨为埋首国学研究,提倡学理讨论,不涉现实,也与复古无关。可有文论、有文字训诂、有中国文学研究。他呼吁,不反对必要的争论,更希望看到真正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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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3月,林纾在攻击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时,曾欲拉刘师培等人为声援。刘旋即发表声明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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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敝校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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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的声明,再次表明他对新旧文化各美其美、并行不悖的文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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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1949年后写的中国文学史,无不热情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特别是鲁迅,怀着救国的思想、启蒙的企望,对旧文化展开的彻底批判,赞扬他们强烈的历史主动性,却很少清醒地反思先驱者简单、偏激,只讲批判而毫不顾及继承等问题。在不认真研究《国故》的真正宗旨的前提下,便将之视为与《新潮》对立的反动期刊,加以讨伐。更将刘师培打成与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的后台老板,施之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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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故》和《国粹学报》酝酿之初,陈独秀、蔡元培、钱玄同等并无恶感,但因《狂人日记》而出名的鲁迅,对刘师培和《国故》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仇视,甚或让人发现了这位没落世家子弟的尖酸和刻薄。他在1918年7月5日致钱玄同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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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即指刘师培在1909年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出卖革命党人的事)、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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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看其刊、见其文,便反映得如此激烈,语言如此之充满火药味,让一贯偏激的钱玄同,都看得目瞪口呆。仅仅一年前,还叫周树人的鲁迅,还孤独地蛰伏在补树书屋,与世无争地抄古碑、辑金石消磨长夜。他若不钟情国粹,何以一直在辑古书、校勘古籍?他钻进故纸堆,几乎消耗他一生精力的《嵇康集》《志林》《后汉书》的校勘,以及打算写作《会稽禹庙窆石考》等,岂不完全是国粹吗?他倾其一生,花掉巨资收集的古书、拓片、字画,有哪件不是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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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文化的激进派如陈独秀、钱玄同等及文化保守派如林纾、黄侃等,都未能避免偏激。两军对垒,捉对厮杀,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各自都有狠话,钱玄同之“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说,黄侃之“八部书外皆狗屁”说,皆为非理性的极端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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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深思的是,所有激进派和保守派,在一定历史作用下,常会相互转换。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时,军阀们留给国人的印象几乎都是作恶多端、狰狞可怖的面孔,殊不知他们退出政坛后,面对日本人的诱惑和收买,却显示出铮铮傲骨,坚决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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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作为北洋军阀的实际执政者时,曾打出亲日招牌,1926年下野后,在天津做寓公,生活很艰难。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曾多次亲访段祺瑞,请他出任伪华政府,均被段断然拒绝。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再次找到段,以优厚的待遇请他出山,段仍坚拒,并躲到上海,在《申报》发表声明:“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日本仍不死心,又多次延请,都被段祺瑞一一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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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在台上时,曾干了不少令国人深恶痛绝的勾当,比如贿选总统丑闻。但当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之后,日方曾派曹锟昔日部下,请他担冀察政务委员会要职,被曹锟骂出家门:“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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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系曹锟之后直系军阀的掌门人,后兵败下野。日本人为收买吴佩孚,竟在北平、汉口分别设立了专门策反他的大伯机关和竹机关两个特务机关,表示愿奉送步枪十万支、机枪两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并助款百万,以帮他东山再起。吴佩孚断然拒绝。因其生活困难,少帅张学良以侄子身份,接他到北平居住。岂料二人在前门火车站甫一见面,吴佩孚就大骂张学良:为何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日寇?伪满洲国成立,吴佩孚通电全国,揭露日本人“伪称满洲独立国,实际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得知日寇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吴佩孚绝食一天,以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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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作恶多端的北洋军阀,在民族危亡之际,却表现出凛然的民族大义,铮铮铁骨。他们的爱国行为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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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保守派”刘师培生命最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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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陈独秀因撒《北京市民宣言》,被段祺瑞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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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入狱第二天,病魔缠身的刘师培由夫人何震陪同,强撑着病体,串联北京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等有社会影响的大学中的教授和社会学界名流,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请求保释陈独秀。致警察厅之保释函,由刘师培执笔,其文风竟与当年陈独秀上书大总统,义保刘师培极为相似。历史,往往不断重复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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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陈独秀出狱,刘师培几次欲起身相迎,终因力不从心而作罢。二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那是刘师培生命尽头最后一次感伤,为了友人,也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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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凛冽的寒风吹动着房上的衰草,刘师培在极为复杂的情绪中,告别了这个世界。那年,他只有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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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巧的是,他的弟子黄侃正在长江畔的武昌处理私事。那夜,刘师培对前来看望他的钱玄同惨笑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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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同,看来我就要走了,谢谢你和蔡先生和仲甫,对我的关怀和照顾。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过来人。在中国,研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我是最早的人。仲甫的《文学革命论》和你的文化观点,远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激进多了。仲甫和你几乎否定了汉赋、唐诗、宋词在内全部古代文学……谁若提倡研究和整理国故,你们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成复辟派,加以攻击。我以为,这种偏激如不纠正,只能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断页……你们的问题在于,只提倡了从全局上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而忽视了引进西方文化必须进行的消化,必须符合中国的实情。你们太情绪化了,连营垒中有不同意见也不允许。在这方面胡适是对的,我死后,相信20年代,必将兴起一个国学研究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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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紧紧拉着刘师培渐凉的手。他的这番话,恍如炸雷轰耳,醍醐灌顶,让钱玄同极为震惊。从此,钱玄同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主张了。后来钱玄同编辑了《刘申叔遗书》,并且最终用他一贯反对的文言文撰写了五千字的序言。这不是倒退,而是他的文化思想趋于理性与和平,让人们看到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曾以思想激进、言论偏激著称的钱玄同的另一面,对故友的深情,对学术持有的大视野以及知人论世的客观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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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即便现在读刘师培的临终善言,依然会发现它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可惜的是直到改革开放的21世纪,它的价值才被实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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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太过强调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而忽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注定先天不足。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胡适的“输入学理”、陈独秀的“以欧化为是”、鲁迅的“拿来主义”,尽管有温和和激进之分,但都对西方文化和世界潮流充满热情。介绍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康德主义、尼采超人哲学、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等思潮理论,为批判中国的旧文化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武器。他们对西方文化径直急取,企图以此取代摒弃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全盘欧化的思潮,表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片面性和危害性。至今,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羁绊。刘师培的价值,恰恰体现在他对继承传统文化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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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的中年早逝,令在京的很多学人叹惋太息。他没有留下子嗣,却留下了七十四部国学专著,留下了继承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和掷地有声的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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