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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黄侃的力主针锋相对、一争高下的态度不同，刘师培说服同人，定《国故》的宗旨为埋首国学研究，提倡学理讨论，不涉现实，也与复古无关。可有文论、有文字训诂、有中国文学研究。他呼吁，不反对必要的争论，更希望看到真正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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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3月，林纾在攻击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时，曾欲拉刘师培等人为声援。刘旋即发表声明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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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敝校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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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的声明，再次表明他对新旧文化各美其美、并行不悖的文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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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1949年后写的中国文学史，无不热情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特别是鲁迅，怀着救国的思想、启蒙的企望，对旧文化展开的彻底批判，赞扬他们强烈的历史主动性，却很少清醒地反思先驱者简单、偏激，只讲批判而毫不顾及继承等问题。在不认真研究《国故》的真正宗旨的前提下，便将之视为与《新潮》对立的反动期刊，加以讨伐。更将刘师培打成与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的后台老板，施之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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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故》和《国粹学报》酝酿之初，陈独秀、蔡元培、钱玄同等并无恶感，但因《狂人日记》而出名的鲁迅，对刘师培和《国故》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仇视，甚或让人发现了这位没落世家子弟的尖酸和刻薄。他在1918年7月5日致钱玄同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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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即指刘师培在1909年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出卖革命党人的事）、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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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看其刊、见其文，便反映得如此激烈，语言如此之充满火药味，让一贯偏激的钱玄同，都看得目瞪口呆。仅仅一年前，还叫周树人的鲁迅，还孤独地蛰伏在补树书屋，与世无争地抄古碑、辑金石消磨长夜。他若不钟情国粹，何以一直在辑古书、校勘古籍？他钻进故纸堆，几乎消耗他一生精力的《嵇康集》《志林》《后汉书》的校勘，以及打算写作《会稽禹庙窆石考》等，岂不完全是国粹吗？他倾其一生，花掉巨资收集的古书、拓片、字画，有哪件不是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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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文化的激进派如陈独秀、钱玄同等及文化保守派如林纾、黄侃等，都未能避免偏激。两军对垒，捉对厮杀，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各自都有狠话，钱玄同之“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说，黄侃之“八部书外皆狗屁”说，皆为非理性的极端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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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深思的是，所有激进派和保守派，在一定历史作用下，常会相互转换。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时，军阀们留给国人的印象几乎都是作恶多端、狰狞可怖的面孔，殊不知他们退出政坛后，面对日本人的诱惑和收买，却显示出铮铮傲骨，坚决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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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作为北洋军阀的实际执政者时，曾打出亲日招牌，1926年下野后，在天津做寓公，生活很艰难。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曾多次亲访段祺瑞，请他出任伪华政府，均被段断然拒绝。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再次找到段，以优厚的待遇请他出山，段仍坚拒，并躲到上海，在《申报》发表声明：“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日本仍不死心，又多次延请，都被段祺瑞一一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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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在台上时，曾干了不少令国人深恶痛绝的勾当，比如贿选总统丑闻。但当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之后，日方曾派曹锟昔日部下，请他担冀察政务委员会要职，被曹锟骂出家门：“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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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系曹锟之后直系军阀的掌门人，后兵败下野。日本人为收买吴佩孚，竟在北平、汉口分别设立了专门策反他的大伯机关和竹机关两个特务机关，表示愿奉送步枪十万支、机枪两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并助款百万，以帮他东山再起。吴佩孚断然拒绝。因其生活困难，少帅张学良以侄子身份，接他到北平居住。岂料二人在前门火车站甫一见面，吴佩孚就大骂张学良：为何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日寇？伪满洲国成立，吴佩孚通电全国，揭露日本人“伪称满洲独立国，实际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得知日寇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吴佩孚绝食一天，以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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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作恶多端的北洋军阀，在民族危亡之际，却表现出凛然的民族大义，铮铮铁骨。他们的爱国行为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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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保守派”刘师培生命最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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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陈独秀因撒《北京市民宣言》，被段祺瑞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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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入狱第二天，病魔缠身的刘师培由夫人何震陪同，强撑着病体，串联北京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等有社会影响的大学中的教授和社会学界名流，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请求保释陈独秀。致警察厅之保释函，由刘师培执笔，其文风竟与当年陈独秀上书大总统，义保刘师培极为相似。历史，往往不断重复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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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陈独秀出狱，刘师培几次欲起身相迎，终因力不从心而作罢。二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那是刘师培生命尽头最后一次感伤，为了友人，也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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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凛冽的寒风吹动着房上的衰草，刘师培在极为复杂的情绪中，告别了这个世界。那年，他只有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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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巧的是，他的弟子黄侃正在长江畔的武昌处理私事。那夜，刘师培对前来看望他的钱玄同惨笑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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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同，看来我就要走了，谢谢你和蔡先生和仲甫，对我的关怀和照顾。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过来人。在中国，研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我是最早的人。仲甫的《文学革命论》和你的文化观点，远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激进多了。仲甫和你几乎否定了汉赋、唐诗、宋词在内全部古代文学……谁若提倡研究和整理国故，你们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成复辟派，加以攻击。我以为，这种偏激如不纠正，只能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断页……你们的问题在于，只提倡了从全局上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而忽视了引进西方文化必须进行的消化，必须符合中国的实情。你们太情绪化了，连营垒中有不同意见也不允许。在这方面胡适是对的，我死后，相信20年代，必将兴起一个国学研究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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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紧紧拉着刘师培渐凉的手。他的这番话，恍如炸雷轰耳，醍醐灌顶，让钱玄同极为震惊。从此，钱玄同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主张了。后来钱玄同编辑了《刘申叔遗书》，并且最终用他一贯反对的文言文撰写了五千字的序言。这不是倒退，而是他的文化思想趋于理性与和平，让人们看到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曾以思想激进、言论偏激著称的钱玄同的另一面，对故友的深情，对学术持有的大视野以及知人论世的客观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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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即便现在读刘师培的临终善言，依然会发现它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可惜的是直到改革开放的21世纪，它的价值才被实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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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太过强调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而忽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注定先天不足。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胡适的“输入学理”、陈独秀的“以欧化为是”、鲁迅的“拿来主义”，尽管有温和和激进之分，但都对西方文化和世界潮流充满热情。介绍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康德主义、尼采超人哲学、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等思潮理论，为批判中国的旧文化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武器。他们对西方文化径直急取，企图以此取代摒弃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全盘欧化的思潮，表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片面性和危害性。至今，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羁绊。刘师培的价值，恰恰体现在他对继承传统文化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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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的中年早逝，令在京的很多学人叹惋太息。他没有留下子嗣，却留下了七十四部国学专著，留下了继承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和掷地有声的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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