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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霸气十足文学革命导师的肯定,办《新潮》的这些学生界的风云人物,其青春勃发的脸上充满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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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和新潮社催生了《每周评论》《新潮》而欢欣鼓舞地跨进民国八年的同时,在刘师培家里黄侃和刘师培等也在紧锣密鼓地酝酿《国故》月刊的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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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蔡元培去年亲赴天津,聘刘师培来北大任教以来,刘师培的肺病未见好转,丰厚的薪水都送到医院,他家仍如在天津般清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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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刘师培鲜见地换了一身崭新的蓝布长衫,端端地坐在客厅,脸上泛着肺痨特有的红润。一会儿,学界的黄侃,将在这里举行拜师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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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黄侃仅小刘师培一岁,皆为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他们师生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有意思的是,每当谈到经学,只要黄侃在,刘师培都三缄其口。聪明的黄侃早就猜透了刘师培的心思。一次刘师培谈到他久病缠身,刘家四世传经,眼看就要断送在他的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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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立刻说:“你看师弟来拜你大师兄为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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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面露喜色,却说:“你我同出章门,岂能相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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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很认真,一掸衣袖,当场就欲执弟子之礼:“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这就拜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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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即恭恭敬敬地欲行磕头之礼。那刘师培忙站起身,扶住“老子天下第一”的黄侃:“季刚,承蒙抬举,你转换门庭,太炎师处让我如何交代?况我这两度失节的坏名声,对你也未必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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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自然清楚,晚清时,刘师培与其妻投靠端方,帮清廷诱捕浙江革命党人陶成章,未能如愿。1909年刘师培又告发同盟会领袖陈其美、王金发、张恭等密谋起义,张恭被捕。王金发找到刘师培复仇,刘下跪求饶,表示以身家性命救出张恭,张恭被救出后,刘免得一死。不久,章太炎致书给他,劝其迷途知返,他却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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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随端方到成都镇压民变的刘师培,见风云突变,深感生死难卜。有其诗《悲秋词》为证:“悲风兮萧条,严霜凄兮草凋。怊怅兮永思,轸于怀兮郁陶”,可见其悲观之情。一个月后,端方及其弟端锦被资州革命军杀掉,刘师培被捕。还是章太炎、蔡元培力保,刘得以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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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夏,刘师培离开任教的四川国学院,投奔阎锡山,当上了都督府顾问。次年春,由阎锡山保荐,刘师培赴京,经袁世凯长子引觐其父,袁世凯欣赏其才学,授予公府谘议之职。1915年8月14日,刘师培与杨度、严复等筹安会六君子,联名发表《筹安会宣言》,大力鼓吹君主制,为窃国大盗袁世凯复辟做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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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赞赏刘师培撰写的《国情论》《共和解》等甚符合自己的心意,而刘师培也庆幸自己的家传经学有了用武之地。一次,刘师培为鼓吹帝制,特请北京学界名流开会,不料正是因黄侃针锋相对的反对不欢而散。同时,早年与章炳麟在上海创设国学保存会,后任北大教授的黄节,两次致信给刘师培,劝他“深察得失,速为罢止”逆潮流之行径。刘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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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久,袁世凯命刘师培为参政院参政。出身经学之家却一直贫寒的刘师培,忽然声名显赫,又得“国师”和“莽大夫”之光环。其公馆也极奢华壮丽。加之有数十兵勇持枪守卫,刘家汽车一至,便有士兵举枪高呼“刘参政回府啦”,“声相接,妇何震乃凭栏逆之,日以为常”。文人刘成禺有诗记下此景:“千枝灯帽白如霜,郎照归朝妾倚廊。叫起守关银甲队,令人夫婿有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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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底,准备“登基”的袁世凯又授刘师培为上大夫。官运亨通的刘师培于1916年元月创办《中国学报》,并发表《君政复古论》,鼓吹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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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命运弄人,3月22日袁世凯在举国反对下,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郁闷而死。失去主子的刘师培仓皇逃入天津租界。黎元洪大总统下令惩办鼓吹帝制的刘师培、严复。又是有人“爱惜人才”,得到黎元洪同意,刘、严二人有幸被列入“宽免之列”。后来,就出现蔡元培到津去看望一贫如洗、一身病疴的刘师培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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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也不会忘记,刘师培被封为“上大夫”时,想拉拢自己,欲授嘉禾勋章。据说当时一枚勋章值二十金,他曾写诗嘲弄刘师培,诗曰:“二十饼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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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刚才刘师培那番话,引出这位仁兄桩桩不光彩的往事,黄侃心中先暗自笑了,往事早已被雨打风吹去了。他看重的是刘师培令他服膺的国学功底。在黄侃看来,只有章、刘在自己之上。自打刘师培到北大,许多参考典籍不在身边,他竟能凭着超人的记忆力,准确地说出某话在某典籍的哪一卷、哪一页;藏在他家乡江苏仪征的书籍,他也清楚地记得某书在何橱何格子、何排何册。写信命家人查时,从无误记。提笔著文,什么深奥的学问都能下笔千言,疏注引证,条理清晰,头头是道。这实在令狂傲的他,不得不由衷赞叹臣服。遂有今天拜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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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师仪式经黄侃和刘师培商议之后,定下今日,在刘师培家里虽不隆重,却也在充满庄严和喜庆的氛围中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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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黄侃也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在一群学生的簇拥下,走进刘师培家,见刘师培正微笑地坐在木椅上。黄侃捧上一对红蜡烛,由学生呈给师母何震一包礼品,然后走到刘师培面前,扶老师坐定,旋退后两步,“扑通”跪下、磕头。刘师培忙站起拉黄侃起身:“磕不得头,折寿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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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还是一本正经地磕了三个头。大礼之后,黄侃对学生们说:“你们看到了,拜师是要磕头的,不磕头老师不会教真本领。在日本时,一谈经学,有我在,刘师就不开口。想了多年,原来刘师是让我磕头拜师,再传经学。你们要学真本事,不给我磕头,我也是不传真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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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刘师培收黄侃为徒,黄侃拜刘师培为师,并不完全是为了做学问,更有携手捍卫国学的深意在其间。自从他们读了《新潮》后,认为其宗旨紧跟《新青年》,鼓吹“文学革命”,且理论过于偏激,而当时已过了照搬西学、否定一切传统的时期,于是学生中有志于国学者,便产生不满。在刘师培办的《中国学报》解体以后,学界已有办一份国学刊物的打算。巧得很,学生中正有人酝酿办《国故》月刊,曾找到刘师培和黄侃这两位国学大师征求意见。这次随黄侃拜师的学生里,有个黄侃的崇拜者叫张煊的,正是创办《国故》的发起人之一。刘师培在其请求下,欣然出任《国故》主编之职,黄侃、马叙伦、梁漱溟、黄节等也欣然担任了特别编辑,于是有国粹派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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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侃来说,他昔日得意弟子傅斯年突然反水,成了《新潮》的骨干,真让他颜面丢尽,办《国故》与之对抗,自然特别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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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看《国故》创刊号的稿件后,黄侃夸口:“全是痛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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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沉默多时,他一直对陈独秀、钱玄同有些偏激的言论不以为然,对他们习惯把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作为评判时人进步与反动的唯一标准,尤不敢苟同。刘师培认为,陈独秀、钱玄同等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观,非但解决不了复杂的文化问题,更有可能误导国人误读历史,只要西学,摒弃传统。对于命运跌宕曾经沧海的刘师培,他已经对国运世事不再热衷了,浑身病疴,来日无多,他更关心自己的满腹经纶,如何传授下去,给民族留下这份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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