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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深思的是，所有激进派和保守派，在一定历史作用下，常会相互转换。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时，军阀们留给国人的印象几乎都是作恶多端、狰狞可怖的面孔，殊不知他们退出政坛后，面对日本人的诱惑和收买，却显示出铮铮傲骨，坚决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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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作为北洋军阀的实际执政者时，曾打出亲日招牌，1926年下野后，在天津做寓公，生活很艰难。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曾多次亲访段祺瑞，请他出任伪华政府，均被段断然拒绝。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再次找到段，以优厚的待遇请他出山，段仍坚拒，并躲到上海，在《申报》发表声明：“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日本仍不死心，又多次延请，都被段祺瑞一一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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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在台上时，曾干了不少令国人深恶痛绝的勾当，比如贿选总统丑闻。但当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之后，日方曾派曹锟昔日部下，请他担冀察政务委员会要职，被曹锟骂出家门：“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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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系曹锟之后直系军阀的掌门人，后兵败下野。日本人为收买吴佩孚，竟在北平、汉口分别设立了专门策反他的大伯机关和竹机关两个特务机关，表示愿奉送步枪十万支、机枪两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并助款百万，以帮他东山再起。吴佩孚断然拒绝。因其生活困难，少帅张学良以侄子身份，接他到北平居住。岂料二人在前门火车站甫一见面，吴佩孚就大骂张学良：为何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日寇？伪满洲国成立，吴佩孚通电全国，揭露日本人“伪称满洲独立国，实际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得知日寇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吴佩孚绝食一天，以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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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作恶多端的北洋军阀，在民族危亡之际，却表现出凛然的民族大义，铮铮铁骨。他们的爱国行为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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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保守派”刘师培生命最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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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陈独秀因撒《北京市民宣言》，被段祺瑞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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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入狱第二天，病魔缠身的刘师培由夫人何震陪同，强撑着病体，串联北京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等有社会影响的大学中的教授和社会学界名流，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请求保释陈独秀。致警察厅之保释函，由刘师培执笔，其文风竟与当年陈独秀上书大总统，义保刘师培极为相似。历史，往往不断重复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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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陈独秀出狱，刘师培几次欲起身相迎，终因力不从心而作罢。二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那是刘师培生命尽头最后一次感伤，为了友人，也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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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凛冽的寒风吹动着房上的衰草，刘师培在极为复杂的情绪中，告别了这个世界。那年，他只有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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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巧的是，他的弟子黄侃正在长江畔的武昌处理私事。那夜，刘师培对前来看望他的钱玄同惨笑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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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同，看来我就要走了，谢谢你和蔡先生和仲甫，对我的关怀和照顾。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过来人。在中国，研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我是最早的人。仲甫的《文学革命论》和你的文化观点，远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激进多了。仲甫和你几乎否定了汉赋、唐诗、宋词在内全部古代文学……谁若提倡研究和整理国故，你们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成复辟派，加以攻击。我以为，这种偏激如不纠正，只能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断页……你们的问题在于，只提倡了从全局上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而忽视了引进西方文化必须进行的消化，必须符合中国的实情。你们太情绪化了，连营垒中有不同意见也不允许。在这方面胡适是对的，我死后，相信20年代，必将兴起一个国学研究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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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紧紧拉着刘师培渐凉的手。他的这番话，恍如炸雷轰耳，醍醐灌顶，让钱玄同极为震惊。从此，钱玄同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主张了。后来钱玄同编辑了《刘申叔遗书》，并且最终用他一贯反对的文言文撰写了五千字的序言。这不是倒退，而是他的文化思想趋于理性与和平，让人们看到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曾以思想激进、言论偏激著称的钱玄同的另一面，对故友的深情，对学术持有的大视野以及知人论世的客观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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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即便现在读刘师培的临终善言，依然会发现它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可惜的是直到改革开放的21世纪，它的价值才被实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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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太过强调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而忽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注定先天不足。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胡适的“输入学理”、陈独秀的“以欧化为是”、鲁迅的“拿来主义”，尽管有温和和激进之分，但都对西方文化和世界潮流充满热情。介绍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康德主义、尼采超人哲学、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等思潮理论，为批判中国的旧文化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武器。他们对西方文化径直急取，企图以此取代摒弃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全盘欧化的思潮，表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片面性和危害性。至今，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羁绊。刘师培的价值，恰恰体现在他对继承传统文化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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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的中年早逝，令在京的很多学人叹惋太息。他没有留下子嗣，却留下了七十四部国学专著，留下了继承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和掷地有声的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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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主持了刘师培的丧事。他用康有为的诗作了悼文：“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极为恰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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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生前好友，时任晋北代理镇守使和阎锡山公署参谋长的南桂馨，出资为刘师培置了一口好棺木并支付了丧事的一切费用，使丧事办得很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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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搭乘北驰的列车，两天不吃不喝，呆痴痴地赶回北京，即披麻戴孝前往吊唁。他跪在老师的灵柩前，放声痛哭，令众人莫不垂泪，黄侃当即吟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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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挺异质，运穷才则优。名都富文藻，华宗绍儒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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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罢，黄侃又呼天抢地，其凄切之声，久久回荡在1919年的岁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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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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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刘半农与钱玄同在《新青年》演了一出“双簧戏”，让光绪举人、自称“清处士”的林琴南蒙受了奇耻大辱。平心而论，林琴南乃清末一有成就的学者，不仅译了《茶花女遗事》等大量欧洲小说，畅销一时，还善画山水，好讲学，不分门户，主张义理考据，合而为一，其《论文》《论画》也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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