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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自然清楚，晚清时，刘师培与其妻投靠端方，帮清廷诱捕浙江革命党人陶成章，未能如愿。1909年刘师培又告发同盟会领袖陈其美、王金发、张恭等密谋起义，张恭被捕。王金发找到刘师培复仇，刘下跪求饶，表示以身家性命救出张恭，张恭被救出后，刘免得一死。不久，章太炎致书给他，劝其迷途知返，他却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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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随端方到成都镇压民变的刘师培，见风云突变，深感生死难卜。有其诗《悲秋词》为证：“悲风兮萧条，严霜凄兮草凋。怊怅兮永思，轸于怀兮郁陶”，可见其悲观之情。一个月后，端方及其弟端锦被资州革命军杀掉，刘师培被捕。还是章太炎、蔡元培力保，刘得以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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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夏，刘师培离开任教的四川国学院，投奔阎锡山，当上了都督府顾问。次年春，由阎锡山保荐，刘师培赴京，经袁世凯长子引觐其父，袁世凯欣赏其才学，授予公府谘议之职。1915年8月14日，刘师培与杨度、严复等筹安会六君子，联名发表《筹安会宣言》，大力鼓吹君主制，为窃国大盗袁世凯复辟做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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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赞赏刘师培撰写的《国情论》《共和解》等甚符合自己的心意，而刘师培也庆幸自己的家传经学有了用武之地。一次，刘师培为鼓吹帝制，特请北京学界名流开会，不料正是因黄侃针锋相对的反对不欢而散。同时，早年与章炳麟在上海创设国学保存会，后任北大教授的黄节，两次致信给刘师培，劝他“深察得失，速为罢止”逆潮流之行径。刘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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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久，袁世凯命刘师培为参政院参政。出身经学之家却一直贫寒的刘师培，忽然声名显赫，又得“国师”和“莽大夫”之光环。其公馆也极奢华壮丽。加之有数十兵勇持枪守卫，刘家汽车一至，便有士兵举枪高呼“刘参政回府啦”，“声相接，妇何震乃凭栏逆之，日以为常”。文人刘成禺有诗记下此景：“千枝灯帽白如霜，郎照归朝妾倚廊。叫起守关银甲队，令人夫婿有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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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底，准备“登基”的袁世凯又授刘师培为上大夫。官运亨通的刘师培于1916年元月创办《中国学报》，并发表《君政复古论》，鼓吹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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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命运弄人，3月22日袁世凯在举国反对下，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郁闷而死。失去主子的刘师培仓皇逃入天津租界。黎元洪大总统下令惩办鼓吹帝制的刘师培、严复。又是有人“爱惜人才”，得到黎元洪同意，刘、严二人有幸被列入“宽免之列”。后来，就出现蔡元培到津去看望一贫如洗、一身病疴的刘师培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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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也不会忘记，刘师培被封为“上大夫”时，想拉拢自己，欲授嘉禾勋章。据说当时一枚勋章值二十金，他曾写诗嘲弄刘师培，诗曰：“二十饼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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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刚才刘师培那番话，引出这位仁兄桩桩不光彩的往事，黄侃心中先暗自笑了，往事早已被雨打风吹去了。他看重的是刘师培令他服膺的国学功底。在黄侃看来，只有章、刘在自己之上。自打刘师培到北大，许多参考典籍不在身边，他竟能凭着超人的记忆力，准确地说出某话在某典籍的哪一卷、哪一页；藏在他家乡江苏仪征的书籍，他也清楚地记得某书在何橱何格子、何排何册。写信命家人查时，从无误记。提笔著文，什么深奥的学问都能下笔千言，疏注引证，条理清晰，头头是道。这实在令狂傲的他，不得不由衷赞叹臣服。遂有今天拜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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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师仪式经黄侃和刘师培商议之后，定下今日，在刘师培家里虽不隆重，却也在充满庄严和喜庆的氛围中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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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黄侃也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在一群学生的簇拥下，走进刘师培家，见刘师培正微笑地坐在木椅上。黄侃捧上一对红蜡烛，由学生呈给师母何震一包礼品，然后走到刘师培面前，扶老师坐定，旋退后两步，“扑通”跪下、磕头。刘师培忙站起拉黄侃起身：“磕不得头，折寿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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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还是一本正经地磕了三个头。大礼之后，黄侃对学生们说：“你们看到了，拜师是要磕头的，不磕头老师不会教真本领。在日本时，一谈经学，有我在，刘师就不开口。想了多年，原来刘师是让我磕头拜师，再传经学。你们要学真本事，不给我磕头，我也是不传真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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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刘师培收黄侃为徒，黄侃拜刘师培为师，并不完全是为了做学问，更有携手捍卫国学的深意在其间。自从他们读了《新潮》后，认为其宗旨紧跟《新青年》，鼓吹“文学革命”，且理论过于偏激，而当时已过了照搬西学、否定一切传统的时期，于是学生中有志于国学者，便产生不满。在刘师培办的《中国学报》解体以后，学界已有办一份国学刊物的打算。巧得很，学生中正有人酝酿办《国故》月刊，曾找到刘师培和黄侃这两位国学大师征求意见。这次随黄侃拜师的学生里，有个黄侃的崇拜者叫张煊的，正是创办《国故》的发起人之一。刘师培在其请求下，欣然出任《国故》主编之职，黄侃、马叙伦、梁漱溟、黄节等也欣然担任了特别编辑，于是有国粹派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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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侃来说，他昔日得意弟子傅斯年突然反水，成了《新潮》的骨干，真让他颜面丢尽，办《国故》与之对抗，自然特别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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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看《国故》创刊号的稿件后，黄侃夸口：“全是痛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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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沉默多时，他一直对陈独秀、钱玄同有些偏激的言论不以为然，对他们习惯把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作为评判时人进步与反动的唯一标准，尤不敢苟同。刘师培认为，陈独秀、钱玄同等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观，非但解决不了复杂的文化问题，更有可能误导国人误读历史，只要西学，摒弃传统。对于命运跌宕曾经沧海的刘师培，他已经对国运世事不再热衷了，浑身病疴，来日无多，他更关心自己的满腹经纶，如何传授下去，给民族留下这份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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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黄侃的力主针锋相对、一争高下的态度不同，刘师培说服同人，定《国故》的宗旨为埋首国学研究，提倡学理讨论，不涉现实，也与复古无关。可有文论、有文字训诂、有中国文学研究。他呼吁，不反对必要的争论，更希望看到真正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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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3月，林纾在攻击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时，曾欲拉刘师培等人为声援。刘旋即发表声明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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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敝校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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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的声明，再次表明他对新旧文化各美其美、并行不悖的文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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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1949年后写的中国文学史，无不热情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特别是鲁迅，怀着救国的思想、启蒙的企望，对旧文化展开的彻底批判，赞扬他们强烈的历史主动性，却很少清醒地反思先驱者简单、偏激，只讲批判而毫不顾及继承等问题。在不认真研究《国故》的真正宗旨的前提下，便将之视为与《新潮》对立的反动期刊，加以讨伐。更将刘师培打成与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的后台老板，施之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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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故》和《国粹学报》酝酿之初，陈独秀、蔡元培、钱玄同等并无恶感，但因《狂人日记》而出名的鲁迅，对刘师培和《国故》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仇视，甚或让人发现了这位没落世家子弟的尖酸和刻薄。他在1918年7月5日致钱玄同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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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即指刘师培在1909年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出卖革命党人的事）、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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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看其刊、见其文，便反映得如此激烈，语言如此之充满火药味，让一贯偏激的钱玄同，都看得目瞪口呆。仅仅一年前，还叫周树人的鲁迅，还孤独地蛰伏在补树书屋，与世无争地抄古碑、辑金石消磨长夜。他若不钟情国粹，何以一直在辑古书、校勘古籍？他钻进故纸堆，几乎消耗他一生精力的《嵇康集》《志林》《后汉书》的校勘，以及打算写作《会稽禹庙窆石考》等，岂不完全是国粹吗？他倾其一生，花掉巨资收集的古书、拓片、字画，有哪件不是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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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文化的激进派如陈独秀、钱玄同等及文化保守派如林纾、黄侃等，都未能避免偏激。两军对垒，捉对厮杀，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各自都有狠话，钱玄同之“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说，黄侃之“八部书外皆狗屁”说，皆为非理性的极端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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