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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陈独秀因撒《北京市民宣言》,被段祺瑞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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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入狱第二天,病魔缠身的刘师培由夫人何震陪同,强撑着病体,串联北京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等有社会影响的大学中的教授和社会学界名流,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请求保释陈独秀。致警察厅之保释函,由刘师培执笔,其文风竟与当年陈独秀上书大总统,义保刘师培极为相似。历史,往往不断重复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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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陈独秀出狱,刘师培几次欲起身相迎,终因力不从心而作罢。二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那是刘师培生命尽头最后一次感伤,为了友人,也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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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凛冽的寒风吹动着房上的衰草,刘师培在极为复杂的情绪中,告别了这个世界。那年,他只有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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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巧的是,他的弟子黄侃正在长江畔的武昌处理私事。那夜,刘师培对前来看望他的钱玄同惨笑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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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同,看来我就要走了,谢谢你和蔡先生和仲甫,对我的关怀和照顾。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过来人。在中国,研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我是最早的人。仲甫的《文学革命论》和你的文化观点,远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激进多了。仲甫和你几乎否定了汉赋、唐诗、宋词在内全部古代文学……谁若提倡研究和整理国故,你们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成复辟派,加以攻击。我以为,这种偏激如不纠正,只能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断页……你们的问题在于,只提倡了从全局上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而忽视了引进西方文化必须进行的消化,必须符合中国的实情。你们太情绪化了,连营垒中有不同意见也不允许。在这方面胡适是对的,我死后,相信20年代,必将兴起一个国学研究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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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紧紧拉着刘师培渐凉的手。他的这番话,恍如炸雷轰耳,醍醐灌顶,让钱玄同极为震惊。从此,钱玄同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主张了。后来钱玄同编辑了《刘申叔遗书》,并且最终用他一贯反对的文言文撰写了五千字的序言。这不是倒退,而是他的文化思想趋于理性与和平,让人们看到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曾以思想激进、言论偏激著称的钱玄同的另一面,对故友的深情,对学术持有的大视野以及知人论世的客观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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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即便现在读刘师培的临终善言,依然会发现它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可惜的是直到改革开放的21世纪,它的价值才被实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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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太过强调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而忽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注定先天不足。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胡适的“输入学理”、陈独秀的“以欧化为是”、鲁迅的“拿来主义”,尽管有温和和激进之分,但都对西方文化和世界潮流充满热情。介绍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康德主义、尼采超人哲学、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等思潮理论,为批判中国的旧文化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武器。他们对西方文化径直急取,企图以此取代摒弃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全盘欧化的思潮,表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片面性和危害性。至今,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羁绊。刘师培的价值,恰恰体现在他对继承传统文化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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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的中年早逝,令在京的很多学人叹惋太息。他没有留下子嗣,却留下了七十四部国学专著,留下了继承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和掷地有声的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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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主持了刘师培的丧事。他用康有为的诗作了悼文:“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极为恰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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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生前好友,时任晋北代理镇守使和阎锡山公署参谋长的南桂馨,出资为刘师培置了一口好棺木并支付了丧事的一切费用,使丧事办得很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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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搭乘北驰的列车,两天不吃不喝,呆痴痴地赶回北京,即披麻戴孝前往吊唁。他跪在老师的灵柩前,放声痛哭,令众人莫不垂泪,黄侃当即吟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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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挺异质,运穷才则优。名都富文藻,华宗绍儒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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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罢,黄侃又呼天抢地,其凄切之声,久久回荡在1919年的岁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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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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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刘半农与钱玄同在《新青年》演了一出“双簧戏”,让光绪举人、自称“清处士”的林琴南蒙受了奇耻大辱。平心而论,林琴南乃清末一有成就的学者,不仅译了《茶花女遗事》等大量欧洲小说,畅销一时,还善画山水,好讲学,不分门户,主张义理考据,合而为一,其《论文》《论画》也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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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暖暖的斜阳照着他绒线胡同的老宅,院里的西府海棠开得如云似霞。他心情极好地坐在院里喝着上好的明前龙井。他的一篇题为“荆生”的小说,在春天里如期完成了。小说是用漂亮的桐城文言文写的。说的是某一天,皖人田必美、浙人金心异,伙同刚从美国回来的哲学教授,同至陶然亭游玩。他们在一间屋内闲聊起来,抨击孔子纲常伦理,主张白话文,反对古文。谈兴正浓,酒已温好,菜也上齐之际,突然一声巨响,板壁破裂,但见荆生手提十八斤铜锏跳将进来,圆睁怒目,手指三人斥道,你们刚才说些什么鸟话?泱泱华夏四千年,以伦纪立国以礼仪安邦,尔等身为文人,为何偏要毁灭它?又竟敢以禽兽之言,扰我耳根清净。田必美刚欲争辩,荆生已举二指按其额头,他便脑痛如锥刺般叫起来。荆生又一脚踩住狄莫,令其腰痛欲断,苦苦求饶。金心异乃近视眼,荆生狂笑一声摘下他的眼镜扔到窗外。金心异怕死,叩头请罪。荆生大笑,说尔等貌似李贽的狂徒,简直是人间怪物。今天我本不该接触你们的禽兽躯干,回去当用香汤洗洗手脚。我不想玷污了我这柄神圣的铜锏,还不快滚下山去,让饿鬼收拾你们吧!三人抱头鼠窜,一溜烟般逃下山去。回首见危阑之上,荆生正高举铜锏,做狞笑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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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眼人一看便知,那皖人田必美指陈独秀,浙人金心异指钱玄同,从美洲回来的懂哲学又戴眼镜的指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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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生》作为一篇小说极为一般,至于所谓春秋笔法,也过于粗俗,但小说内容简单,目的也明确,故并不恶毒下作。有人说,那荆生大概指的是安福系的徐树铮,揣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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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看到《荆生》的,是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学生林琴南的崇拜者张厚载。是他将《荆生》交上海《申报》的,又以通信形式在上海《神州日报》开辟专栏,与林琴南遥相呼应。张厚载曾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我的中国旧剧观》。那是胡适力主发表的。胡适还曾将张厚载的《生活独立》一文推荐给了《新潮》。对此,钱玄同在一次《新青年》编前会上,还表达了对胡适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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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适对张厚载并无恶感,或有些心不在焉。本年开始,胡适花费不少心思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此书。这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推陈出新、开创风气的又一大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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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去年7月就已由蔡元培作序推荐给商务印书馆。蔡元培非常看重这部书,认为这是胡适在中国文化学术坛坫站稳脚跟进而成佛作祖、呼风唤雨的基石。历史非常公正地证明,该书是一部划时代的书,胡适是划时代的人物。在评价鲁迅与胡适时,常见的一种论调是,鲁迅的文学作品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局面、新气象,而胡适只不过是开启白话文的一位旗手而已。不错,仅靠倡导一个白话文运动是不能真正创造新文化运动生动局面的。胡适是靠国学上的出色表现,在中国正统学术坛坫取得真正地位和领导权,让各色新旧人物刮目相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思想史上巨大的开创性意义与内容形式的诸多特长,引起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大震惊,两个月后就再版,两年之间已再版七次,出现“购者争先,瞬息即罄”的盛况(《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如果仅仅以倡导白话文而轰动一时,他的影响或许只停留在通俗文化层面。胡适之所以突破乾嘉学者的成就,是他提供了方法论武器、科学精神和“批判的态度”。可以说,《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在中国学术文化界“整理国故”的重大工程。胡适的文化继承和建设的口号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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