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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必要还原当时鲁迅的真容。不少文章指出,《野草》反映了“五四”退潮时期鲁迅彷徨苦闷的心情,是不错的,但遍读有关研究鲁迅的文章,没有一篇写鲁迅就是在五四运动期间,也没有过参与政治的热情这一事实,反而大谈什么鲁迅“怀着革命民主主义彻底变革现状的要求”,“使他的实践始终具有深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夸而无节,饰而有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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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五四”前后那段时间,鲁迅的思想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他的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集中力量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开火;他的《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家庭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此时鲁迅的思想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的,反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批判各种被扭曲了的社会生活现象。同时他对国民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认为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又表现了他对人民力量估计不足的弱点;在新旧冲突对抗时,他有时又充满彷徨悲观。他没有突破进化论和启蒙主义的某些局限,他的哲学思想也没有真正跳出儒家和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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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鲁迅,是位敢于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主张韧性战斗,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和良知,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的伟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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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道湾,这位伟大作家,其实只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个严父般的兄长,一个顶着空头衔的丈夫,平平静静地过着当时旧文人的日子。周氏老大老二不仅有很高的薪俸,且有极为可观的版税和稿酬。当时在北京,也算是个殷实富裕之家。从1920年1月至4月鲁迅的日记看,家人有病定到日本池田医院诊疗。鲁迅得空便到厂甸琉璃厂收购拓片碑帖,有时到中央公园、三贝子园、江西会馆游玩,或到通俗图书馆借书,或往“孔庙演礼”,或至历史博物馆参观……日子闲适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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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日与朱安无言相对,总触动鲁迅不宁的心绪,他与朱安的死亡婚姻,被他视为是“母亲娶媳妇”与他并不相干,但毕竟是场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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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26岁的鲁迅踌躇满志地在日本留学之际,他突然接到母亲的电报,说她病重,让鲁迅即刻回绍兴。他日夜兼程赶到新台门祖宅时,等待他的,是母亲“蓄谋”为他准备的一场婚礼。看到祖宅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他的心沉入冰河。后来,他对鹿垣谈到他只能就范的这场婚礼时,说“那时,家里的人因为听说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婚礼。可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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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朱安从叔朱鹿琴的回忆(《鲁迅家乘及其轶事》):结婚那天,“鲁迅头戴拿破仑式的帽子,帽子拖出一条假辫子,身穿袍套,外面罩着纱套,脚蹬靴子。朱安完全古装打扮,上穿红纱单衫,下着黑绸裙。在周家新台门的神堂鲁迅和朱安拜堂毕,即被(原文空一字)等拥进楼上的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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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鲁迅族叔周冠五的回忆(《鲁迅亲友寻访录·两位族叔谈鲁迅》):婚前鲁迅提出“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朱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大好,进学堂更不愿意”。最终鲁迅还是接受了这桩婚姻,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亡友鲁迅印象记》)这桩婚姻,从法律上说,一直维持到鲁迅和朱安相继去世。在这期间,鲁迅与小他17岁的许广平再组家庭。人们都替鲁迅说好话,说这是反抗封建宗法制度、追求个性解放的进步之举。但即便在五四时期,最响亮的进步口号也是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你个性解放了,朱安的个性解放呢?缺乏人道主义的个性解放难道是道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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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鲁迅同时代的民国清流们,蔡元培奉父母之命与王昭女士结婚,直到王夫人去世;李大钊1899年10岁时奉祖父之命与赵纫兰女士成亲;胡适13岁由母亲做主与江冬秀定亲后结良缘。又如叶圣陶、闻一多等人都是封建包办婚姻,他们选择了尊重对方的人格尊严和利益,执妻之手与妻偕老,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逃避而遗弃而伤害。鲁迅对婚姻的选择,注定成为他一生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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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八道湾这座大宅里,朱安是痛苦的,小心翼翼地看着别人的眼色过活。朱安真的比《祝福》里的祥林嫂还悲惨——祥林嫂毕竟有过真正的家庭,有过孩子,是一个完整的女人;而朱安呢?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夫人》中,有这样的记载:“得知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并生下海婴后,她(朱安)很激动又很失望地对我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可现在没办法了,我没有力气(像蜗牛那样)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颓丧。她接着说:‘我看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鲁迅母)一个人了。’”善良又软弱的朱安内心的孤独和凄楚之情,让读者为之动容。3月的八道湾十一号大宅院,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无奈夜长人不寐,朱安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可怜人。朱安的晚景也很凄凉,她把鲁老太太送往天国后,过了一段更惨淡的日子,该轮到她告别人世的前夕,战战兢兢地留下遗嘱,希望安葬在上海鲁迅的墓旁,自己毕竟是他合法的原配妻子。但这一天经地义的请求遭到鲁迅家人的反对,最后被埋在鲁迅的母亲即她侍奉一辈子的婆婆鲁瑞的墓旁,可怜得连一个墓碑甚至任何标记都没有。一直以来,周家竟一点儿愧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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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八道湾鲁迅的日子也并不惬意。钱玄同是八道湾十一号的常客,鲁迅的房间从不生火炉,难抵北京的严寒。床是棕绷床,褥子是条很薄很旧的棉花套,一条被子也很单薄,不过这并非为了勤俭,而是因为他已习惯过僧侣般的禁欲生活,冬季不穿棉裤。从小经历过大变故和世态炎凉,使鲁迅的性格乖戾,生活也很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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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湾十一号最有生气的时刻,是朱安帮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田信子,端上绍兴风味的笋干炖老鸭、霉干菜焖肉、青干鱼,鲁老太太喊着周氏三兄弟坐在饭桌旁吃饭,每人喝几杯绍兴花雕的时候。当然朱安永远是低眉顺眼默默地忙里忙外,她实际上是周家不收任何报酬的仆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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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北京热波袭人。前门火车站很热闹,徐世昌站在刚刚铺上黄土的站台,以极为隆重之礼迎来曹锟、张作霖两位大军阀。三人进行了政治分赃后,组成内阁,垄断了北京政府。十几天前,直系与皖系十万大军交火,不久皖系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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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这一天,在沙滩附近的六味斋饭馆,蒋梦麟、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蔡元培等为原北大庶务主任李石曾从法兰西归国洗尘,又为贺胡适《尝试集》再版而设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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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间,谈得最多的是8月1日胡适、李大钊、蒋孟麟、陶孟和、王文伯、张慰慈、高一涵等七教授发起的《争自由的宣言》(六条),即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废止压制自由的各种蛮横的法律与条令,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书信秘密等项自由。还提出要实行人身保护法,提倡为自由而战的精神。席间不知谁透露,说曹锟看了登载《争自由宣言》的《晨报》和转载该文的《东方杂志》后,甚为恼怒,破口大骂北京大学新派和校长蔡元培。李石曾从提包里拿出一张上海《时事新报》,交给蔡元培。蔡元培见报上赫然有《曹、张宴客时之趣语——忽谈“姓蔡的”》标题,脸上便有愠怒。蒋梦麟干脆抢过报纸,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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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张作霖两使来京之日,特于中央公园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官。席间,张作霖卒然问曰:“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吗?”曹锟卒然应曰:“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蔡元培?”……曹锟即环顾王怀庆曰:“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席间竟有相顾失色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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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听罢,都说这是冲《争自由宣言》来的。曹锟出身布贩子,张作霖乃一马贼,什么事都办得出来,众人劝蔡元培出国考察,暂避风头。胡适说,张作霖等来京,不过是向徐世昌讨要一千万军费,他们折腾一阵子,迟早要走,避避风头,是一种权宜之计。就这样,蔡元培有了不久后的赴欧洲考察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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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间,周作人有些沉闷,话语不多。李大钊看在眼里。他知道他们学日本“新村”办的“工读互助团”,生产了袜子、手套等产品,销路不好,频频蚀本。又因缺乏合理管理,秩序混乱,人心不齐,只好散伙。胡适在一次演讲中,就曾指出,新村主义实际上是孟子独善的个人主义,靠此寻找理想生活,实为荒唐的书生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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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工读互助团”散伙的消息,胡适倒有几多同情,问需要什么帮助。周作人一脸无奈地苦笑。不过,也有让他高兴的事,兄长鲁迅应蔡校长之邀,以讲师的身份,到北大讲小说史课。看到兄长挟着黑条纹布包悠悠走进教室上课时,教室总是坐满了人,听说还有外校的学生来旁听,他心里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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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北大开的中国小说史课,是以现代的眼光系统地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是中国文学史拓荒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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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小说史略》,尚有段风波。此书先是鲁迅在北大授课时的讲义,后经修订增补,最早于1923年、1924年由北大新潮社以《中国小说史略》为题分上下两册出版。后来遭到张凤举诬陷,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汉学家盐谷温的,一时遭到批评。胡适虽不断受到鲁迅的旁敲侧击,但仍站出来为鲁迅辩诬,洗刷其不白之冤。后盐谷温的小说史由孙良工译出来,鲁迅的抄袭之说,自然作古。胡适在为鲁迅打抱不平时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无私公正表现了胡适宅心仁厚,胸怀涵广的学人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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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史略》一改鲁迅过去对中国古代文化过多的否定消极的态度,开始重视接受和继承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如果翻翻他早些时候的《青年必读书》一文,诸如“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的偏激的话,犹言在耳。即使是有些人为鲁迅的偏激找辙,说什么这是鲁迅针对复古潮流而发的严峻而痛切的批判,但也不该如此全盘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否定民族文化传统,主张全盘西化,是鲁迅早期思想的局限。从《中国小说史略》可以看到,鲁迅在如何对待中国民族文化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当然,也应清醒地看到,鲁迅对传统文学的思想价值方面评价不高,而对艺术形式的评价不低。我们如果拿周作人和鲁迅做做比较,当时周作人作为有影响力的理论先导者和批评家,他的最突出的贡献,是更多地思考新文学的内容建设。如他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都是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人性的、个性的文学,当年,这给周作人带来远远超过鲁迅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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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1920年1月,曾作了题为“新文学的要求”的讲演。针对当时的文坛上已出现的“人生派”和“艺术派”的分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为什么而什么”的态度是错误的。“人生派”的错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坛上的说教”。他认为文学根本是用“艺术的方法”,表现“对于人生的情思”。由此可见,周作人自己已怀疑自己提出的“人的文学”,他觉得这个口号包含功利主义。两年以后,周作人又提出“自己的园地”的文学观,以制约新文学的功利性。成为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作家的一种精神追求。这或许是周作人自动偏离当时的文学主潮,客观上却让自由主义文学薪尽火传。
170610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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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周作人除《新文学的要求》外,还有两次讲演《儿童的文学》《圣书与中国文学》,人称“三大文学讲演”。而《儿童的文学》《圣书与中国文学》《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则是周作人“五四”所建立的“人学”的主要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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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讲演的风格,多被人诟病。梁实秋晚年在《看云集·忆启明老人》一文中说: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在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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