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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必要还原当时鲁迅的真容。不少文章指出，《野草》反映了“五四”退潮时期鲁迅彷徨苦闷的心情，是不错的，但遍读有关研究鲁迅的文章，没有一篇写鲁迅就是在五四运动期间，也没有过参与政治的热情这一事实，反而大谈什么鲁迅“怀着革命民主主义彻底变革现状的要求”，“使他的实践始终具有深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夸而无节，饰而有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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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五四”前后那段时间，鲁迅的思想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他的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集中力量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开火；他的《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家庭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此时鲁迅的思想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的，反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批判各种被扭曲了的社会生活现象。同时他对国民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认为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又表现了他对人民力量估计不足的弱点；在新旧冲突对抗时，他有时又充满彷徨悲观。他没有突破进化论和启蒙主义的某些局限，他的哲学思想也没有真正跳出儒家和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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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鲁迅，是位敢于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主张韧性战斗，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和良知，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的伟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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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道湾，这位伟大作家，其实只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个严父般的兄长，一个顶着空头衔的丈夫，平平静静地过着当时旧文人的日子。周氏老大老二不仅有很高的薪俸，且有极为可观的版税和稿酬。当时在北京，也算是个殷实富裕之家。从1920年1月至4月鲁迅的日记看，家人有病定到日本池田医院诊疗。鲁迅得空便到厂甸琉璃厂收购拓片碑帖，有时到中央公园、三贝子园、江西会馆游玩，或到通俗图书馆借书，或往“孔庙演礼”，或至历史博物馆参观……日子闲适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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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日与朱安无言相对，总触动鲁迅不宁的心绪，他与朱安的死亡婚姻，被他视为是“母亲娶媳妇”与他并不相干，但毕竟是场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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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26岁的鲁迅踌躇满志地在日本留学之际，他突然接到母亲的电报，说她病重，让鲁迅即刻回绍兴。他日夜兼程赶到新台门祖宅时，等待他的，是母亲“蓄谋”为他准备的一场婚礼。看到祖宅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他的心沉入冰河。后来，他对鹿垣谈到他只能就范的这场婚礼时，说“那时，家里的人因为听说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婚礼。可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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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朱安从叔朱鹿琴的回忆（《鲁迅家乘及其轶事》）：结婚那天，“鲁迅头戴拿破仑式的帽子，帽子拖出一条假辫子，身穿袍套，外面罩着纱套，脚蹬靴子。朱安完全古装打扮，上穿红纱单衫，下着黑绸裙。在周家新台门的神堂鲁迅和朱安拜堂毕，即被（原文空一字）等拥进楼上的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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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鲁迅族叔周冠五的回忆（《鲁迅亲友寻访录·两位族叔谈鲁迅》）：婚前鲁迅提出“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朱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大好，进学堂更不愿意”。最终鲁迅还是接受了这桩婚姻，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亡友鲁迅印象记》）这桩婚姻，从法律上说，一直维持到鲁迅和朱安相继去世。在这期间，鲁迅与小他17岁的许广平再组家庭。人们都替鲁迅说好话，说这是反抗封建宗法制度、追求个性解放的进步之举。但即便在五四时期，最响亮的进步口号也是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你个性解放了，朱安的个性解放呢？缺乏人道主义的个性解放难道是道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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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鲁迅同时代的民国清流们，蔡元培奉父母之命与王昭女士结婚，直到王夫人去世；李大钊1899年10岁时奉祖父之命与赵纫兰女士成亲；胡适13岁由母亲做主与江冬秀定亲后结良缘。又如叶圣陶、闻一多等人都是封建包办婚姻，他们选择了尊重对方的人格尊严和利益，执妻之手与妻偕老，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逃避而遗弃而伤害。鲁迅对婚姻的选择，注定成为他一生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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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八道湾这座大宅里，朱安是痛苦的，小心翼翼地看着别人的眼色过活。朱安真的比《祝福》里的祥林嫂还悲惨——祥林嫂毕竟有过真正的家庭，有过孩子，是一个完整的女人；而朱安呢？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夫人》中，有这样的记载：“得知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并生下海婴后，她（朱安）很激动又很失望地对我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可现在没办法了，我没有力气（像蜗牛那样）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颓丧。她接着说：‘我看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鲁迅母）一个人了。’”善良又软弱的朱安内心的孤独和凄楚之情，让读者为之动容。3月的八道湾十一号大宅院，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无奈夜长人不寐，朱安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可怜人。朱安的晚景也很凄凉，她把鲁老太太送往天国后，过了一段更惨淡的日子，该轮到她告别人世的前夕，战战兢兢地留下遗嘱，希望安葬在上海鲁迅的墓旁，自己毕竟是他合法的原配妻子。但这一天经地义的请求遭到鲁迅家人的反对，最后被埋在鲁迅的母亲即她侍奉一辈子的婆婆鲁瑞的墓旁，可怜得连一个墓碑甚至任何标记都没有。一直以来，周家竟一点儿愧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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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八道湾鲁迅的日子也并不惬意。钱玄同是八道湾十一号的常客，鲁迅的房间从不生火炉，难抵北京的严寒。床是棕绷床，褥子是条很薄很旧的棉花套，一条被子也很单薄，不过这并非为了勤俭，而是因为他已习惯过僧侣般的禁欲生活，冬季不穿棉裤。从小经历过大变故和世态炎凉，使鲁迅的性格乖戾，生活也很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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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湾十一号最有生气的时刻，是朱安帮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田信子，端上绍兴风味的笋干炖老鸭、霉干菜焖肉、青干鱼，鲁老太太喊着周氏三兄弟坐在饭桌旁吃饭，每人喝几杯绍兴花雕的时候。当然朱安永远是低眉顺眼默默地忙里忙外，她实际上是周家不收任何报酬的仆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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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北京热波袭人。前门火车站很热闹，徐世昌站在刚刚铺上黄土的站台，以极为隆重之礼迎来曹锟、张作霖两位大军阀。三人进行了政治分赃后，组成内阁，垄断了北京政府。十几天前，直系与皖系十万大军交火，不久皖系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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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这一天，在沙滩附近的六味斋饭馆，蒋梦麟、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蔡元培等为原北大庶务主任李石曾从法兰西归国洗尘，又为贺胡适《尝试集》再版而设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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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间，谈得最多的是8月1日胡适、李大钊、蒋孟麟、陶孟和、王文伯、张慰慈、高一涵等七教授发起的《争自由的宣言》（六条），即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废止压制自由的各种蛮横的法律与条令，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书信秘密等项自由。还提出要实行人身保护法，提倡为自由而战的精神。席间不知谁透露，说曹锟看了登载《争自由宣言》的《晨报》和转载该文的《东方杂志》后，甚为恼怒，破口大骂北京大学新派和校长蔡元培。李石曾从提包里拿出一张上海《时事新报》，交给蔡元培。蔡元培见报上赫然有《曹、张宴客时之趣语——忽谈“姓蔡的”》标题，脸上便有愠怒。蒋梦麟干脆抢过报纸，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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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张作霖两使来京之日，特于中央公园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官。席间，张作霖卒然问曰：“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吗？”曹锟卒然应曰：“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蔡元培？”……曹锟即环顾王怀庆曰：“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席间竟有相顾失色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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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听罢，都说这是冲《争自由宣言》来的。曹锟出身布贩子，张作霖乃一马贼，什么事都办得出来，众人劝蔡元培出国考察，暂避风头。胡适说，张作霖等来京，不过是向徐世昌讨要一千万军费，他们折腾一阵子，迟早要走，避避风头，是一种权宜之计。就这样，蔡元培有了不久后的赴欧洲考察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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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间，周作人有些沉闷，话语不多。李大钊看在眼里。他知道他们学日本“新村”办的“工读互助团”，生产了袜子、手套等产品，销路不好，频频蚀本。又因缺乏合理管理，秩序混乱，人心不齐，只好散伙。胡适在一次演讲中，就曾指出，新村主义实际上是孟子独善的个人主义，靠此寻找理想生活，实为荒唐的书生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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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工读互助团”散伙的消息，胡适倒有几多同情，问需要什么帮助。周作人一脸无奈地苦笑。不过，也有让他高兴的事，兄长鲁迅应蔡校长之邀，以讲师的身份，到北大讲小说史课。看到兄长挟着黑条纹布包悠悠走进教室上课时，教室总是坐满了人，听说还有外校的学生来旁听，他心里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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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北大开的中国小说史课，是以现代的眼光系统地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是中国文学史拓荒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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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小说史略》，尚有段风波。此书先是鲁迅在北大授课时的讲义，后经修订增补，最早于1923年、1924年由北大新潮社以《中国小说史略》为题分上下两册出版。后来遭到张凤举诬陷，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汉学家盐谷温的，一时遭到批评。胡适虽不断受到鲁迅的旁敲侧击，但仍站出来为鲁迅辩诬，洗刷其不白之冤。后盐谷温的小说史由孙良工译出来，鲁迅的抄袭之说，自然作古。胡适在为鲁迅打抱不平时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无私公正表现了胡适宅心仁厚，胸怀涵广的学人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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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史略》一改鲁迅过去对中国古代文化过多的否定消极的态度，开始重视接受和继承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如果翻翻他早些时候的《青年必读书》一文，诸如“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的偏激的话，犹言在耳。即使是有些人为鲁迅的偏激找辙，说什么这是鲁迅针对复古潮流而发的严峻而痛切的批判，但也不该如此全盘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否定民族文化传统，主张全盘西化，是鲁迅早期思想的局限。从《中国小说史略》可以看到，鲁迅在如何对待中国民族文化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当然，也应清醒地看到，鲁迅对传统文学的思想价值方面评价不高，而对艺术形式的评价不低。我们如果拿周作人和鲁迅做做比较，当时周作人作为有影响力的理论先导者和批评家，他的最突出的贡献，是更多地思考新文学的内容建设。如他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都是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人性的、个性的文学，当年，这给周作人带来远远超过鲁迅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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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1920年1月，曾作了题为“新文学的要求”的讲演。针对当时的文坛上已出现的“人生派”和“艺术派”的分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为什么而什么”的态度是错误的。“人生派”的错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坛上的说教”。他认为文学根本是用“艺术的方法”，表现“对于人生的情思”。由此可见，周作人自己已怀疑自己提出的“人的文学”，他觉得这个口号包含功利主义。两年以后，周作人又提出“自己的园地”的文学观，以制约新文学的功利性。成为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作家的一种精神追求。这或许是周作人自动偏离当时的文学主潮，客观上却让自由主义文学薪尽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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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周作人除《新文学的要求》外，还有两次讲演《儿童的文学》《圣书与中国文学》，人称“三大文学讲演”。而《儿童的文学》《圣书与中国文学》《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则是周作人“五四”所建立的“人学”的主要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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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讲演的风格，多被人诟病。梁实秋晚年在《看云集·忆启明老人》一文中说：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在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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