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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虽对张国焘爱出风头、有时过于激进有看法，但考虑陈独秀关于入党的人数越多越好的建议，同意发展张国焘以增加党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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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秋时节，天高云淡，在北大的“亢慕义斋”，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发展了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和刘仁静为第一批党员。为解决经费问题，李大钊表态，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八十大洋作为共产党小组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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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并非一帆风顺，他在1920年8月15日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界》周刊，当局以“煽惑劳动，主张过激”罪名，予以查禁，并密令“缉拿查办”陈独秀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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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月1日起，陈独秀将《新青年》移到上海出版，吸收陈望道等左派知识青年参加编辑，《新青年》很快发生了转变。陈独秀在1919年年底曾说，“我们现在要实现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但到了1920年，他又宣布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专有物”，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正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民主主义只能代表资产阶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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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五四”之后这一重大转向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中国面貌，也正式宣告与胡适在思想上已经分途，从此《新青年》群体走向各自不同甚或对立的道路。令人深思的是陈独秀们与胡适们，在这之后，却不止一次在一份宣言上共同签字，良知未变，友谊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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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11月，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共产党与梁启超以及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张东荪等围绕社会主义问题展开一场为期一年的论战。共产党人以《新青年》及《共产党》为阵地，梁启超、张东荪等以《时报新报》为载体，亮剑鸣镝，相互厮杀，标志着以文化启蒙、思想解放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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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0月9日，胡适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等人的信中，深感惋惜地说：“《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胡适来往书信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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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第五章 民国十年（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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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年（1921），是中国社会剧烈震动的一年，也是民国清流激荡分化的岁月。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部分人放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民国清流各自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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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生气勃勃登上历史舞台、开创历史深刻变革的年代，也是民国清流动荡的岁月。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部分人放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各自扮演不同的历史角色。《新青年》的分裂，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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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此年甫一开始，就有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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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1月4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召开成立文会。成员有郑振铎、沈雁冰、周作人、许地山、叶绍钧、王统照、孙伏园等，大会推举郑振铎为书记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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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会在各大城市设立分会，以《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为机关刊物。该会宗旨是为新文学诞生摇旗呐喊，以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己任。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而艺术”，以文学反映社会现实与人生，反对无病呻吟，反对借文学“阐道翼教”的封建观念，反对“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其成员的作品多以反映现实人生为题材，探索当时风靡一时的“人生究竟是什么”等，故被人视为“人生派”或“写实主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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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会前后活动十多年，是“五四”后坚持时间较长的新文学社团，其会员有一百七十余人。当新文学运动的主导倾向发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激烈变化时，其会员的文学观点也发生了演变。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之战中，商务印书馆遭受日本飞机轰炸，《小说月报》被迫停刊，文学研究会随之自行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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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之一茅盾，生于1896年浙江省鱼米之乡桐乡县乌镇。原名沈雁冰，又名德鸿。桐乡县在清军与太平天国的交战中，遭到严重破坏，昔日的繁荣，早已不再。茅盾之父中过秀才，有维新思想。茅盾从小受到开明教育。辛亥革命爆发，茅盾就读的嘉兴府中学仍无民主空气，死气沉沉，茅盾因反抗学校当局的压迫，而被学校“除名”，只得转到杭州安定中学继续读书。他在该校读秦汉经典，学先秦骈文、建安七子诗歌和六朝人小札，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毕业后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预科毕业后，他因家庭经济窘迫而被迫辍学，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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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离开北京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与1923年也入该馆的叶绍钧同室同组工作。五四运动后的1920年，茅盾在《小说月报》发表《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一文，鲜明地提倡新文学“要注重思想”，为人生进步的主张。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他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同年，他和郑振铎担任了创办于1910年的文艺刊物《小说月报》的主编。《小说月报》经茅盾的革新，开始大量发表富有反封建内容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并译介了国外进步的文学思潮和创作，受到赞赏的同时，也受到守旧派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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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件事似有重提必要，有些文学史说，因“胡适推荐的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支持守旧派，不久茅盾便辞去《小说月报》主编职务”（《中华文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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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是位杰出的出版家，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繁荣，有他的贡献。胡适是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岂能“推荐”一个“守旧派”到与新文学运动命运攸关的出版界？事实是，五卅惨案发生之后，一向稳健、谨慎的王云五，在《东方杂志》发表《五卅事件之责任与善后》一文，声讨反动当局，以至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向会审公廨起诉王云五等。几天后的9月20日，《京报》副刊发表《上海商务印书馆〈五洲增刊〉事件》的评论，向商务印书馆及王云五表示敬意，对王云五被控告表示声援。10月24日，会审公廨在一不宣布“罪状”，二无审判理由的情况下，判令王云五等罚款二百元，草草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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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王云五支持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创办《公理日报》，日发行二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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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事实可证，说王云五“支持旧派”，是毫无道理的。至于对胡适的指责，更是无稽之谈，即便是到了1924年，共产党已建立三年，胡适仍以积极姿态推动新文化运动，5月30日，开明书店之常春霖写信给胡适：“刻下先生之杰作《文存》，前次受禁之三部……迄今警厅未派人送回，即本区警察仍然探访此书，言此书不准售卖。”6月，刘半农在《晨报副刊》著文《〈胡适文存〉究竟禁止否？》批判当局的丑陋行径。《胡适文存》被禁，却说胡适支持“守旧派”，除了说明论者不够厚道，其手法也过于拙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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