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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茅盾赴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并接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董必武任社长的《汉口民国日报》。次年4月12日，国民党在上海发动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五天后发布“通缉共产党首要令”，茅盾名列其中。他于8月下旬回上海隐居。从1927年8月始，茅盾专心创作，9月中旬完成《幻灭》，12月写了《动摇》，次年6月又创作《追求》。先后在《小说月报》发表，1930年合为一集，题名“蚀”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三部带连续性的中篇小说构成的《蚀》，写的是大革命前后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生活经历，反映了在革命浪潮冲击下，一些知识分子的病态迷惘和命运沉浮。小说的基调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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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茅盾将《幻灭》送交《小说月报》发表时，署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者“以为‘矛盾’二字显然是个假名，怕引起（反动派）注意，依然会惹麻烦”，于是改“矛”为“茅”（《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但这也说明茅盾当时的心情的确是存在矛盾的。创作是想“改换一下环境”，使“精神苏醒过来”（《从牯岭到东京》），说白了，是当职业革命家还是做以文艺为武器的作家之间选择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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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在陈望道的帮助下，茅盾东渡日本。我们不能断定这是一种逃避，但从他自此与党失去联系一事揣测，他是在苦闷和失落的矛盾中，匆匆离开落入低潮的革命斗争的。从他在日本写的总题为“随笔七篇”来看，彷徨与苦闷和探索与渴望的复杂思绪，仍依稀可见。优美的散文有振作和进取但还是掩盖不了浓重的悲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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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茅盾创作了长篇小说《虹》（未完稿），依照茅盾自己的愿望，“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下印痕”（《虹》跋）。可惜只写到1925年五卅运动，就戛然而止，结尾匆迫不说，小说中弥漫的大革命失败情绪仍是主调。但正是因为小说真实地细腻地呈现了大革命失败的历史图景，使《虹》具有了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小说主人公梅行素，“喜欢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在“五四”新思想感召下，有了寻求“自我价值”的奋斗和苦闷。若不是强加给她过多的政治色彩，而是按生活和性格发展逻辑去表现，梅行素或可成为鲜活的“陌生”的“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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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春，茅盾从日本回国，参加左联，曾任行政书记，与鲁迅、冯雪峰、周扬等关系密切。左联的宗派主义，鲁迅被政治化，制约了广大作家的创造力。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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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前后，是茅盾创作最旺盛、收获最丰富的时期。著名的长篇小说《子夜》及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等横空出世，震动文坛，确立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他善于刻画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茅盾的小说与1932年3月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1932年张恨水的《金粉世家》等纷纷问世，使中国小说创作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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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高度评价了《子夜》，他说：“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是他们所不能及的。”他视《子夜》为革命文学的重大收获，并以此傲视文坛上的“反对者”（《致曹靖华》）。早年曾反对白话文的学者吴宓，也称赞《子夜》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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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上海的茅盾与鲁迅一起给红军发去“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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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茅盾与张仲实等人离开政治形势险恶的新疆，经兰州至西安。在西安巧遇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熟稔的周恩来和朱德。他们时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不久，茅盾与朱德等踏上去西安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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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延安后，茅盾去看望自1926年在广州分手的毛泽东，老友重逢，自然分外高兴。初夏的一天，毛泽东敲开了茅盾住的窑洞，见他正读吴玉章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自打茅盾一家人迁居到延安，毛泽东工作太忙，直到今天抽空来探望，并送来一本刚刚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对茅盾说：“你是大作家，评论家，请你看后多多批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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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茅盾举家搬到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7月，毛泽东又邀茅盾到杨家岭深谈了一次，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斗争和抗战文艺运动发展状况的。大约是9月，张闻天持一份周恩来从重庆打来的电报，到茅盾住所，说郭沫若已退出第三厅，政治部另组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让茅盾速去重庆，担任常务委员。茅盾决定把两个孩子留在延安，然后向毛泽东辞行，随董必武离开工作了五个月的延安到重庆，1945年初，毛泽东致信茅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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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冰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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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去匆匆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些否？回想延安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敬祝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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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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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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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5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茅盾偕夫人到毛泽东下榻的八路军办事处拜望。后毛泽东又约茅盾和马寅初谈了两个多小时，主要是内战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曾任文化部部长，1981年3月27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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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一生共创作长篇小说七部、中篇小说六部、短篇小说五十多篇，另有十多本散文集和一出剧本。他的作品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触及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能引发读者关于民族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深沉思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值得深思的是，茅盾的作品太过崇尚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对人性开掘却缺乏深度和广度，而且1949年后，鲜有一篇与他文学才情相匹配的文学作品问世。这是文学研究会作家叶绍钧、冰心们的悲剧，也是巴金、沈从文、郭沫若、老舍、曹禺们的共同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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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有才华的作家们原本可前仆后继，咨嗟于民族国家之忧乐，寄怀于江山风景之兴替，践行自己的庄重使命，把人民的焦灼与痛苦、追求与奋斗浓缩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来折射古老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变革中的真容。但政治却限制了他们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文学成为一曲悲壮的交响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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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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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9年12月，胡适就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响亮口号，之后的20年代，胡适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整理国故”的事业中，与旧的“国故社”针锋相对。既使我国民族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又对全盘否定中国文化遗产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起到重要的阻遏作用，文化意义非常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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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以过人的胆识和眼力，整理、考证、研究古典白话小说的，把它们提升到“中国活文学应有的地位”。他用“合乎科学方法的批判与研究”方法，即“对这些名著作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搜寻它们不同的版本，以便校订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传记资料来。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口述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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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1921年出版了《红楼梦考证》。其书充盈着新眼光、新见解、新思维、新哲学和新文化观，以大破大立的气概，向旧红学宣战，为中国现代学术界开创了一个“新红学”派。为整理国故，为整个中国的文艺复兴事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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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在1922年发表《跋〈红楼梦〉考证》、1927年发表《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1928年又有《考证〈红楼梦〉新材料》发表、1933年发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一扫笼罩了《红楼梦》一百五十多年的疑云迷雾”。鲁迅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便屡屡引证胡适的考证，批驳种种谬说，认为胡适的观点“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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