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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他的小说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就赞同了胡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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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及最后……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零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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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胡适的学生俞平伯、顾颉刚等人的承袭、推扬，后又有刘大杰、周汝昌等人的阐发，胡适的研究成果，已无“疑辨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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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胡适为研究《红楼梦》曾与俞平伯、顾颉刚有过大量书信往来，期间俞、顾二人也有大量讨论《红楼梦》的文章发表。据统计胡适与俞平伯通信二十七次，后由赵肖甫辑成《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出版。他们师生通力合作、努力开拓的精神颇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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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自诩“当代庄子”的北大教授刘文典，后来在西南联大，竟也开了“红楼梦讲座”。刘文典称自己是“红学家”，不同意吴宓的对《红楼梦》的某些观点，常常别出心裁。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字，接着说道：《红楼梦》“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了一幅题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妥，何必蓼汀’？花溆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属意薛宝钗当弟媳妇了……”刘文典讲《红楼梦》，还是“索隐派”的老套。看来新旧红学的争论，还在继续。到了1949年后，因意识形态的原因，胡适的“新红学”，更是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唯心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精神，此不多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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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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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内部终于分裂。标志着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人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中国文化史上可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相比肩的一个文化思想高峰大好形势，由此逐渐变化成两峰对峙的充满阴谋和血腥的局面。是进步还是倒退，历史已给出答案。从此，民国清流开始分化瓦解，让人们更清晰地看到他们的风范情怀和人格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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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岁尾，陈独秀接受陈炯明的电邀，去广州出任教育委员长。这之前，他是准备去西南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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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前，陈独秀想让陈望道负责《新青年》工作，并写信给在京的胡适、高一涵等《新青年》的同人。陈独秀此举有些欠妥，他去广州，可将《新青年》拿到北京来办，同人本可有能力办好刊物，突然宣布交由素不相识的陈望道来办，自然引起同人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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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原本就不同意把《新青年》办成宣传政治和主义的期刊，过去碍于情面，不好直说，既然陈独秀远去广州，《新青年》怎么办，由谁办确实是个问题。胡适只好写信与大家商议。1921年1月22日，他《致李大钊等〈新青年〉编委》，信中对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说，陈独秀年底曾写信给他，信中有云：“《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艺为是。但以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原因。”胡适说，对此，他曾致信陈独秀，“不料独秀答书颇多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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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封信中，胡适对如何办刊提出几点意见，“再请你们各位一看”。一、不再提“停办”办法；二、周氏兄弟“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三、将《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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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信发出后，很快就有了反馈，有赞同也有不赞同胡适意见的。周作人表示，“赞成在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所以索性任他分裂”。鲁迅表示“不必争《新青年》这一名目”。钱玄同的意见，“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一定要这边拉过来，那边拉过去，拉到结果两败俱伤，不但无谓，且使外人误会，以为《新青年》同人主张‘统一思想’，这是最丢脸的事”。孟和“主张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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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李大钊等“绝对的不赞成”停办。胡适说：“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今昔一样，本未丝毫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的，即使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极而言之，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办。”钱玄同附注：“至于《新青年》精神之能团结与否，这是要看各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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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牌以后，北京同人的意见令陈独秀颇为不满，他认为众人要重起炉灶，是反对他个人的。钱玄同是直性子，对陈独秀的霸道耿耿于怀。他觉得，陈独秀以提倡科学与民主而为学人敬重，怎么对《新青年》同人以家长自居？钱玄同听说，陈独秀两个儿子来京看他，他还让儿子先递名帖，上书“请求拜见陈仲甫先生——陈延年、陈乔年”。陈独秀封建家长式的行为，很被钱玄同瞧不起。两年以后，已成为共产党最高领袖的陈独秀，这一家长作风，仍无收敛，以致追随他多年的陈望道愤怒地坚决退党。同时，邵力子、沈玄庐也要求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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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执间，北京同人的稿件寥寥，《新青年》在上海陈望道的操持下，艰难地存活着。鲁迅的《故乡》帮了《新青年》的大忙。陈望道感动地给鲁迅回信，望继续得到他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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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料就在2月11日，上海新青年发行部被法租界巡捕房查封，经理周少伯罚大洋五十元，限三天内离开租界。承印《新青年》的印刷所同时被查抄，排印中的《新青年》第八卷六号稿件全部被没收，并以“言辞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由，禁止在上海发行。两个经理人各罚大洋一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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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被查封，陈独秀顺理成章地将刊物迁到广州。陈独秀从广州给周氏兄弟写信索稿，说“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唯望他们兄弟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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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场无谓的争论烟消云散，北京学人失去了一块哲学文艺的重要阵地，新文化运动再无精神高地，呈现了复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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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决定在北京创办《读书杂志》。他给住进医院的周作人写信，希望周氏兄弟加入进来。这样再加上与周氏兄弟交好的钱玄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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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周作人、郑振铎等作为发起人，文学研究会在京成立，沈雁冰任主编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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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成为弘扬新文学、新思潮的一个重要园地。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最初是在这里连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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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刊远不如《新青年》激进，过多关注政治。诚如《晨报》社论《我们对于“人的生活”的责任》所提出的，促成一般人对于“人的生活”的认识，是着手改造社会的根本中之根本，是言论界的责任，而不是眼前抓住什么主义来应急。人们已看到，这些进步的报刊，“已渐渐地脱离私人式的言论机关的态度，而进入于社会式的言论机关的规模”。在某种意义上看，这正是早期《新青年》精神之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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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的分裂，自然是发动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分道扬镳，并不单单是陈独秀在办刊宗旨上与同人们的分歧所致。这里还有一个深层的主义问题。十月革命的炮声之后，共产主义幽灵开始借新文化运动，在古老的东方古国上空徘徊。陈独秀、李大钊等这些在新文化运动中横空出世的急先锋们，最早选择了马列主义，成为共产党人，《新青年》的分裂，正是他们豪迈狂傲地选择世界观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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