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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去匆匆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些否？回想延安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敬祝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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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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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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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5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茅盾偕夫人到毛泽东下榻的八路军办事处拜望。后毛泽东又约茅盾和马寅初谈了两个多小时，主要是内战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曾任文化部部长，1981年3月27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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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一生共创作长篇小说七部、中篇小说六部、短篇小说五十多篇，另有十多本散文集和一出剧本。他的作品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触及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能引发读者关于民族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深沉思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值得深思的是，茅盾的作品太过崇尚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对人性开掘却缺乏深度和广度，而且1949年后，鲜有一篇与他文学才情相匹配的文学作品问世。这是文学研究会作家叶绍钧、冰心们的悲剧，也是巴金、沈从文、郭沫若、老舍、曹禺们的共同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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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有才华的作家们原本可前仆后继，咨嗟于民族国家之忧乐，寄怀于江山风景之兴替，践行自己的庄重使命，把人民的焦灼与痛苦、追求与奋斗浓缩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来折射古老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变革中的真容。但政治却限制了他们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文学成为一曲悲壮的交响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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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9年12月，胡适就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响亮口号，之后的20年代，胡适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整理国故”的事业中，与旧的“国故社”针锋相对。既使我国民族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又对全盘否定中国文化遗产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起到重要的阻遏作用，文化意义非常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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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以过人的胆识和眼力，整理、考证、研究古典白话小说的，把它们提升到“中国活文学应有的地位”。他用“合乎科学方法的批判与研究”方法，即“对这些名著作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搜寻它们不同的版本，以便校订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传记资料来。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口述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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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1921年出版了《红楼梦考证》。其书充盈着新眼光、新见解、新思维、新哲学和新文化观，以大破大立的气概，向旧红学宣战，为中国现代学术界开创了一个“新红学”派。为整理国故，为整个中国的文艺复兴事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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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在1922年发表《跋〈红楼梦〉考证》、1927年发表《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1928年又有《考证〈红楼梦〉新材料》发表、1933年发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一扫笼罩了《红楼梦》一百五十多年的疑云迷雾”。鲁迅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便屡屡引证胡适的考证，批驳种种谬说，认为胡适的观点“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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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他的小说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就赞同了胡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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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及最后……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零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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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胡适的学生俞平伯、顾颉刚等人的承袭、推扬，后又有刘大杰、周汝昌等人的阐发，胡适的研究成果，已无“疑辨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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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胡适为研究《红楼梦》曾与俞平伯、顾颉刚有过大量书信往来，期间俞、顾二人也有大量讨论《红楼梦》的文章发表。据统计胡适与俞平伯通信二十七次，后由赵肖甫辑成《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出版。他们师生通力合作、努力开拓的精神颇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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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自诩“当代庄子”的北大教授刘文典，后来在西南联大，竟也开了“红楼梦讲座”。刘文典称自己是“红学家”，不同意吴宓的对《红楼梦》的某些观点，常常别出心裁。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字，接着说道：《红楼梦》“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了一幅题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妥，何必蓼汀’？花溆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属意薛宝钗当弟媳妇了……”刘文典讲《红楼梦》，还是“索隐派”的老套。看来新旧红学的争论，还在继续。到了1949年后，因意识形态的原因，胡适的“新红学”，更是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唯心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精神，此不多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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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内部终于分裂。标志着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人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中国文化史上可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相比肩的一个文化思想高峰大好形势，由此逐渐变化成两峰对峙的充满阴谋和血腥的局面。是进步还是倒退，历史已给出答案。从此，民国清流开始分化瓦解，让人们更清晰地看到他们的风范情怀和人格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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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岁尾，陈独秀接受陈炯明的电邀，去广州出任教育委员长。这之前，他是准备去西南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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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前，陈独秀想让陈望道负责《新青年》工作，并写信给在京的胡适、高一涵等《新青年》的同人。陈独秀此举有些欠妥，他去广州，可将《新青年》拿到北京来办，同人本可有能力办好刊物，突然宣布交由素不相识的陈望道来办，自然引起同人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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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原本就不同意把《新青年》办成宣传政治和主义的期刊，过去碍于情面，不好直说，既然陈独秀远去广州，《新青年》怎么办，由谁办确实是个问题。胡适只好写信与大家商议。1921年1月22日，他《致李大钊等〈新青年〉编委》，信中对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说，陈独秀年底曾写信给他，信中有云：“《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艺为是。但以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原因。”胡适说，对此，他曾致信陈独秀，“不料独秀答书颇多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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