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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封信中，胡适对如何办刊提出几点意见，“再请你们各位一看”。一、不再提“停办”办法；二、周氏兄弟“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三、将《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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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信发出后，很快就有了反馈，有赞同也有不赞同胡适意见的。周作人表示，“赞成在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所以索性任他分裂”。鲁迅表示“不必争《新青年》这一名目”。钱玄同的意见，“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一定要这边拉过来，那边拉过去，拉到结果两败俱伤，不但无谓，且使外人误会，以为《新青年》同人主张‘统一思想’，这是最丢脸的事”。孟和“主张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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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李大钊等“绝对的不赞成”停办。胡适说：“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今昔一样，本未丝毫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的，即使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极而言之，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办。”钱玄同附注：“至于《新青年》精神之能团结与否，这是要看各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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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牌以后，北京同人的意见令陈独秀颇为不满，他认为众人要重起炉灶，是反对他个人的。钱玄同是直性子，对陈独秀的霸道耿耿于怀。他觉得，陈独秀以提倡科学与民主而为学人敬重，怎么对《新青年》同人以家长自居？钱玄同听说，陈独秀两个儿子来京看他，他还让儿子先递名帖，上书“请求拜见陈仲甫先生——陈延年、陈乔年”。陈独秀封建家长式的行为，很被钱玄同瞧不起。两年以后，已成为共产党最高领袖的陈独秀，这一家长作风，仍无收敛，以致追随他多年的陈望道愤怒地坚决退党。同时，邵力子、沈玄庐也要求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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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执间，北京同人的稿件寥寥，《新青年》在上海陈望道的操持下，艰难地存活着。鲁迅的《故乡》帮了《新青年》的大忙。陈望道感动地给鲁迅回信，望继续得到他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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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料就在2月11日，上海新青年发行部被法租界巡捕房查封，经理周少伯罚大洋五十元，限三天内离开租界。承印《新青年》的印刷所同时被查抄，排印中的《新青年》第八卷六号稿件全部被没收，并以“言辞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由，禁止在上海发行。两个经理人各罚大洋一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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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被查封，陈独秀顺理成章地将刊物迁到广州。陈独秀从广州给周氏兄弟写信索稿，说“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唯望他们兄弟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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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场无谓的争论烟消云散，北京学人失去了一块哲学文艺的重要阵地，新文化运动再无精神高地，呈现了复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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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决定在北京创办《读书杂志》。他给住进医院的周作人写信，希望周氏兄弟加入进来。这样再加上与周氏兄弟交好的钱玄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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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周作人、郑振铎等作为发起人，文学研究会在京成立，沈雁冰任主编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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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成为弘扬新文学、新思潮的一个重要园地。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最初是在这里连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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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刊远不如《新青年》激进，过多关注政治。诚如《晨报》社论《我们对于“人的生活”的责任》所提出的，促成一般人对于“人的生活”的认识，是着手改造社会的根本中之根本，是言论界的责任，而不是眼前抓住什么主义来应急。人们已看到，这些进步的报刊，“已渐渐地脱离私人式的言论机关的态度，而进入于社会式的言论机关的规模”。在某种意义上看，这正是早期《新青年》精神之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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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的分裂，自然是发动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分道扬镳，并不单单是陈独秀在办刊宗旨上与同人们的分歧所致。这里还有一个深层的主义问题。十月革命的炮声之后，共产主义幽灵开始借新文化运动，在古老的东方古国上空徘徊。陈独秀、李大钊等这些在新文化运动中横空出世的急先锋们，最早选择了马列主义，成为共产党人，《新青年》的分裂，正是他们豪迈狂傲地选择世界观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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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去广州，其目的是办教育并趁机建党。他是拉着他在北京大学的弟子陈公博、谭平山一起赴任的。陈、谭曾以创办《广东群报》而小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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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其寓所门口贴了“看云楼”三字，意为笑看政治风云变幻。他一到任，就向陈炯明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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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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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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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的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必须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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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这类似霸王条款，竟被陈炯明全部接受。只是对第二条中一项“宣讲员养成所需三十万经费”不解，陈独秀坦然告之：“此乃宣传社会主义的教校，将来造就一大批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当时陈炯明与苏俄政府有所联系，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只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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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陈炯明的表态，“看云楼”车水马龙，成了激进派的中心。陈独秀每天忙于参加集会，发表演讲，夜深人静时，挥笔撰写政治论文，批判封建顽固派和无政府主义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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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独秀的授意下，陈公博、谭平山建立了中共广东支部。当时，两位苏俄人米诺尔和别斯林也奉命到广州传播社会主义革命。有人将广东的无政府主义者引荐给他们二人，竟然也组织了共产党，除两个苏俄人还有七个中国人。苏俄人还在广州建立了通讯社，给九人以经济接济。陈独秀找到米诺尔与别斯林戳穿了那七个人的真相，并以教训道：“你们只有放弃这七个人，我才同意你二人加入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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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两个苏俄人与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分手。七人转而联手一些污七八糟的人，制造很多谣言，攻击陈独秀专横，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驱陈”运动。以致连陈炯明在一次宴会上，都向陈独秀问了个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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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荷兰人马林到上海。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罢免了在上海搞共运工作的维经斯基，由尼科斯基代替他。来上海之前，马林在北京拜访过李大钊，希望中国早些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中国共产党。这正合李大钊之意，但因他正率“北京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向政府请愿，无法脱身，便派邓中夏陪同马林到上海。有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推动，李达发信给陈独秀及各地党小组，通知各派二人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七月正式建党，并派包惠僧到广州，请陈独秀至上海主持建党工作。陈独秀因正争取款项建大学校舍，便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代表广东出席一大。毛泽东接到通知后，也决定与何叔衡赴沪。李大钊因率团索薪，与军警冲突受伤，只能派张国焘、刘仁静到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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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代表秘密聚集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7月23日，中共一大正式开幕，有13位代表参加会议。他们代表全国五十多位党员。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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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全，众代表们又转移到望志路108号的厢房楼上，通过了会前陈独秀拟就的第一个党纲。就这样，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由一部分中国知识界精英为核心的共产党，在西方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说引导下，高举铁锤镰刀旗帜，在农业社会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中，开始了艰难曲折又充满光明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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