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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西斜时，胡适和李大钊二人推开了校长炉火正旺、热气扑面的书房。他们一是看望出院的病号，一是前来支持校长刚刚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名震学界的《教育独立议》。该文向社会各界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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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尽一份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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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杀个性的……政党如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政党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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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氏此文一出，社会各界自然极力赞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师生更是欢欣鼓舞。而当时的内阁总理梁士诒却大发雷霆之怒：“一派胡言，教育如真要独立于政党之外，好了，政府还发什么教育经费，让学校喝西北风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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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高度评价了《教育独立议》一文后，又向蔡校长汇报了一件事：最近，由美国控制的世界基督学生同盟，决定在清华大学召开该同盟第十一届大会，想诱导学生信仰基督教。对此，胡适表示：“我以为教育独立和非宗教运动，应是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先生一贯倡导的思想主张。先生不是一贯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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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点点头，胡适接着说：“所以，我们和守常诸君想在北大发起一次非宗教同盟大会，想请您出面做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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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看了看李大钊，李大钊已成为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共产党是无神论者。李大钊微微一笑：“先生做发起人是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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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答应得很干脆：“好，我们一起做发起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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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晨报》七版上，报道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组织3月9日发表的“宣言”。宣布将在4月1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是“污蔑我国青年，欺骗我国人民，掠夺我国经济的强盗会议，故愤然组织这个同盟，决然与彼宣战”。自此，各报都充斥着有关类似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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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北京学界发起“非宗教大同盟”宣布：“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全国学生界、知识界纷纷加入同盟，声势颇为浩大。据报载，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都积极参加了这个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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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个敏感的学者，他一贯“主张信仰自由”，骨子里并不赞成“非宗教大同盟”。从陈独秀、李大钊的介入，他意识到“非宗教大同盟”的出现，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的继续分裂。他打算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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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3月24日，钱玄同的来信，让他改变了沉默的态度。钱玄同是“五四”学人里最无心计、最坦诚却最尖锐的学者。钱玄同在信中说：“观其通电未免令人不寒而栗，中间措辞，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罄南山之竹……决东海之波……’‘歼彼小丑，巩我皇图’之气概。”接下去信中又说，“我很主张陈独秀和你之说，恐怕‘彼等’要将我归入‘汉奸’之例了。但我宁可蒙‘卫耶道’之名，却不愿蒙‘改良拳匪’之名。”（信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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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提到“陈独秀和你之说”，让周作人记起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七卷五期上写过一篇文章《基督教与中国人》。陈在该文中主张以“美与宗教”来引导人的“情感”健全发展。周作人想不通，陈独秀和蔡元培、李大钊等学人原本对宗教持理性态度，怎么会卷入非理性的反宗教运动中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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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前不久，曾有过《圣书与中国文学》的演讲，强调“艺术起源大半从宗教的仪式出来”，文学与宗教都具有“入神”与“忘我”的共同点，“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他最近又写了一篇《山中杂信》，主张以基督教影响“新中国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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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意识到，“非宗教同盟”运动，是一个有组织的知识分子集体行动，他甚至已经看到其背后有共产党的影子，但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周作人与钱玄同等人还是打出了自由主义与个性主义的旗帜，清晰地发出理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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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晨报》以显著版面，登出《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一文。宣言由周作人牵头，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四人签名，该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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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任何宗教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该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运动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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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其在知识界特别是在青年中影响巨大，此宣言一出，引起不小的震动。一部分人积极支持周作人，而另一部分人则极力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更多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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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年轻人的批评，“周作人们”是坦然的。在他们看来，爱国主义原本就是一种激情，五四运动何尝不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呢。但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陈独秀的出场。4月2日，他在《晨报》发表了致周作人等的“公开信”。陈独秀以他特有的雄辩的气势质问道：“公等宣言颇尊重信仰者自由，但对反宗教者的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真神圣不可侵犯吗……此间反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捕房禁止，我们的言论集合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吗？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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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即刻也在《晨报》发表《复陈仲甫先生信》：“先生们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言论反对不特不蒙‘加以容许’，反而恶声相报，即明达如先生者尚不免痛骂我们为‘献媚’，其余更不必说；我相信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了……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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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陈独秀各方从自己的思想逻辑出发，发表各自的意见，在五四运动之后，原本极为正常。但是，陈独秀简单地将周作人等的不同意见，视作“向强者献媚”，这种非友即敌的思维逻辑，未免陷入了“二元论”的独断论，实际上是封建专断主义的翻版。而周作人等，从此要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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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直率的钱玄同，在陈独秀与周作人的笔战中，看到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国际思想斗争。他在4月8日再次致信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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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来……看看“中国列宁”的言论，真觉害怕……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栗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务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即是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个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涉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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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提出的反对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原则，是他冷眼旁观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形势重新估计战略、策略而做出的选择。或许是一种倒退，但与陈独秀们的鲁莽、简单过激的思想逻辑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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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读罢钱玄同的来信，再次陷入沉思。他甚至早就不赞同陈独秀们的“思想斗争”论。但是，让他退出为之奉献了理想、青春、生命的新文化运动，他又心有不甘，于是4月10日，他写了篇《思想界的倾向》。文中说：“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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