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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受到胡适的批评：“现在的情形，并无‘国粹勃兴’的事实”，指周文“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胡适认为周作人“太悲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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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早春的风裹挟着一丝丝寒意，吹拂着北大校园刚刚吐出绿芽的柳条。北大召开了非宗教同盟大会。国内外、校内外的各界人士聚集校园。蔡元培和李大钊先后发表演说、批评前几天，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和马叙伦等教授纷纷抢先在报刊发表反对意见，声称知识阶层应首先尊重信仰自由、非宗教同盟有悖于公民的信仰自由等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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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讲演时说：“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如果说非宗教同盟的运动是妨碍‘信仰自由’，那么难道宗教同盟的运动，倒不妨碍‘信仰自由’了吗？现在的各种宗教，都是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未成年学生的盲从。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这难道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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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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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依然是寒风凛冽的北京，却洋溢着春节的喜气。《晨报》报道了“北大新闻同志会”成立的消息，还刊发了三位知名教授在会发表的演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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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宝璜说，新闻是近代以来世界“新发明的一大武器”，是“无枪阶级”对付“有枪阶级”的唯一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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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批评新闻界只关注“督军的举动”和“阔人的一言一行”，却漠视“穷人因困自尽”或“因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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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则呼吁新闻应讨论“社会上活的问题，真的问题”。他认为，“发为有力的主张，这对社会才算有贡献……如果把活的问题与真的问题抛开……谈谈盈余价值，或捧捧契诃夫、莫泊桑，对社会上事业一点影响也没有”。胡适还说，哪怕讨论“活的问题”如总统问题、国会问题，是有危险的，“甚至于封报馆、坐监牢，受枪毙”，也不能拿空洞的主义来为军阀、政客的报纸“充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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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真的要“谈政治”了。他打算办一份谈政治的《努力周刊》。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感到仅仅做学问，启迪民智是不够的，应该对社会尽点儿责任。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对国家、民族的兴衰，对政治的清明污浊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作为民族的良知和理性的代表，知识分子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前，国家的动乱、政治的黑暗、政府的腐败已到极致，胡适不能再沉默了，他那颗医国救世的赤诚之心澎湃不已。他为《努力》写出创刊献词，曰《努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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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不可为的事，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也都说“不可为”那才真是“不可为了”……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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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胡适一直在为创办具有学人纯洁性的《努力周报》做准备做努力。终于在力倡“少数人的责任”主义的丁文江的推动下，于5月7日，由胡适、高一涵、陶孟和、罗家伦、张慰慈及地质学家丁文江等知识分子一手创办的政治评论期刊《努力周报》呱呱落地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北京。从此，胡适告别“不谈政治”的承诺，踏上了一个书生论政、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政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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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胡适闭门谢客。第一次写政论，很兴奋，他点上一支烟，走到暮色茫茫的院子里，思绪渐渐飞扬起来。就在今年2月，《每周评论》被封禁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自从《每周评论》被封禁之后（1919年8月底），我等了两年多，希望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一个公开的、正义的好报。”但政府不准自己办报，就没办成。其实，梁启超是有条件办报的，但他放弃了言论事业，去当总长了。上海的一帮朋友如高梦旦、王云五等友人，也劝他专心著书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乃下策。《晨报》副刊的孙伏庐更是激烈反对他办报。他写信给自己说：“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大多数没有智识的人，决不能产生什么好政治。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头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去走一走这条不经济的路？”他又想到傅斯年从国外给他的信，信中说：“为社会上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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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热情支持自己办报的也不乏有人，他的朋友丁文江即是。丁文江痛恨军阀专权与政治黑暗。在他身边聚集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小团体，早已开始研究政治，讨论时局。他曾开诚布公地批评自己“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告诫人们：“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先从思想文艺下手。”他曾对自己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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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繁星点点时，胡适深深地吸了口园里丁香花弥漫的香气，回到书房。到月上中天，《我们的政治主张》完成了。他不禁伸伸腰，松了口气。当他重新看文稿时，不由自主地朗读起来：“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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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着读着，胡适自己先感动起来，竟有一行热泪从脸颊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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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胡适带着《我们的政治主张》文稿，到蔡元培家和友人们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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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蔡校长家名流云集、群贤毕至——李大钊、汤尔和、陶行知等十多位社会各界名流热热闹闹地聚在客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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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来得稍稍晚了几分钟，他歉意地向大家点头微笑。而众人看到胡适满面春风，便知他的大作一定不同凡响。身着一件新蓝布长衫的蔡元培，把胡适让到自己身边落座，然后宣布由胡适读《我们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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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已对文稿烂熟于心，读起来不仅流畅且抑扬顿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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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寓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己计、为社会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系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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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读罢，满面通红，热泪涌流。众人听罢，先是短暂沉默，接着是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蔡元培首先发了言：“适之呀，文章写得何等之好哇，听罢，真是让人油然而生天降大任之使命感啊。我提议向社会公布这份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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