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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12日，胡适在这首诗的手稿上，加上了一段话：“此是我进宫见溥仪废帝之后作的一首小诗。若不加注，读者定不会懂得我指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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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敬不良舆论对自己的诽谤，胡适专门在《努力》周报上写了一篇题为《宣统与胡适》的短文予以回敬：清宫里一位17岁的少年，所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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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的相关“这一件事”的日记、书信、短文中，读者可读出17岁寂寞的废帝溥仪赞成白话，喜欢新诗，谋求独立，不想靡费国家金钱出国留学，建议清理皇宫财产等思想，这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让他感动。胡适对他产生一种同情与怜惜，同时滋生出一种充满人情味儿与解救心相渗的情感。后来甚至产生伸以援手帮助这个孤独少年冲出“百尺宫墙、千年礼教”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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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胡适亲历的关于“这一件事”的相关文章，读者或许会对后来被意识形态和政治化以及“漫画化”的这件事会心一笑。因为，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到了今天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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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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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岁尾至今年2月12日，《晨报副刊》连载了署名巴人的小说《阿Q正传》。巴人者，鲁迅也。这是他继《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之后的第四篇小说。正如他自己所说，写小说，“不过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他的这几篇小说意在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并反映处于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下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描写黑暗社会中挣扎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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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的连载，在北大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先是纷纷猜想巴人是何许人氏。钱玄同在北大文科教师休息室里，听到有人说这篇小说是《晨报》主笔蒲伯英写来讽刺胡适的。理由是“巴”即巴蜀，蒲伯英就是四川人，而胡适曾使用过Q的笔名。小说分明提到“历史癖与考证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云云。接着，教职员包括学生在内，一见面都战战兢兢地问：阿Q是谁呀？彼此总觉得对方有阿Q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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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将真相告诉同事，他很是钦佩鲁迅小说之妙。而坐在一边抽烟的鲁迅，却淡淡地说：“我总是不讨人喜欢，却总改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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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是寄予深深的同情的，对他们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的精神胜利法又是不满的。鲁迅将“国民的弱点”的普遍性体现在阿Q的特殊性里，典型性格越是具体深刻便越带有普遍性，于是阿Q的形象取得了广泛的社会讽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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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酝酿《阿Q正传》之前，曾受邀成为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开心话”专栏的首位撰稿人。在撰稿中，一个被压抑了几千年的农民的灵魂，渐渐在鲁迅的心中活脱脱地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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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休息室因《阿Q正传》正谈得热热闹闹，蔡元培掀帘进来，见到沉默着抽烟的鲁迅，笑道：“豫才，你那篇《阿Q正传》写得好哇！正人君子们会好生不悦的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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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客气地向校长点了点头，依旧沉默。最近他心里很烦，先是对钱玄同。《新青年》解体后，他们很少联系，钱玄同到补树书屋的次数屈指可数。这位新文化运动之初斗志昂扬的战士，如今却躲进书斋，重新皈依章太炎的窠臼，潜心研究起文字学来。据周作人讲，自钱玄同声名鹊起，邀请他去兼课的大学纷纷送来大红的帖子，他一时成了学界的忙人，整日夹着他那不离身的黑色皮包，乘黄包车匆匆往来于各大高校之间。学生们对钱玄同非常欢迎，上他的课时，几乎无逃课者。学生陶醉于他在黑板上写的极漂亮的唐人抄经体。痴痴地看他卖弄古字，静静地听他摇头晃脑地讲《山海经》。尽管他从不阅卷，学生还是崇拜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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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与钱玄同相见，鲁迅发现钱玄同的本性疯劲未变，说话还是那么率直，常常呛得人家哭笑不得。很久以来，鲁迅总觉得这钱玄同话里有话，是在有意奚落自己。钱玄同比自己小六岁，十几岁结婚，接着便生三子。他总是在自己面前大谈他的三个公子如何上进，大公子已闹恋爱云云，特别是他老咒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算了，这让鲁迅很有点儿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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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蔡元培也有些不满。比如，对前不久北大发生的“讲义费风波”，成了北京学界的新闻。起因是北大经费紧缺，决定印的讲义由免费改为收费。接着北大教授朱希祖、沈兼士和沈士远等人联名向蔡校长建议，将所得收费拨给校图书馆，做扩充图书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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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北大的各科讲义，都放在教室，听课的学生不仅自己免费拿，有的还多拿几份给别的系或校外的同学，浪费可观。这一收费自然会引起学生不满，有一位叫冯省三的学生就带头反对，一下子聚集了一大批支持者。他们冲向蔡元培办公室，高喊口号，甚至出言不逊。这位前清翰林国民校长，受到这种挑战，开始还有些高兴，学生能大胆自由地发表意见，民主自由的意识已在年轻的学生心中生根。他和颜悦色地向他们解释收费的缘由，但冯省三气势汹汹，指着校长鼻子无端大声指责，毫不理会校长的苦心劝说，门前秩序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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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般气势，蔡元培怔住了。接着，他宣布自己辞去校长职务，北大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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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总务长蒋梦麟宣布追随校长辞职，接着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等也宣布随同校长辞职。最后北大全体职员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出现这种严重局面，学生会出面表示反对风潮，并公推代表极力挽留校长和教职员工。于是校长和教职员工宣布复职，并做出两个决定：一是取消讲义费，二是开除冯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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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却愤怒了。当夜，他在补树书屋借着昏暗的台灯，写了一篇文章《即小见大》，一个月后发表在《晨报》上，为冯省三鸣不平，自然对蔡元培不满。因为“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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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胡适也不冷不热。年初，吴宓等人办《学衡》月刊，打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之旗帜，抵抗新文化运动，胡先骕发表《评〈尝试集〉》，鲁迅与周作人，站在胡适一边，著文反驳。先是周作人在《晨报副刊》署名式芬发表《〈评尝试集〉匡谬》；接着鲁迅署名风声，在《晨报副刊》撰文《估〈学衡〉》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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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还在8月21日给胡适的信中，大赞胡适的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警辟之至，大快人心”，还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而且，二人还热情为对方提供所需参考书，或及时推荐资料，以助对方研究。如鲁迅信中有“前回承借我许多书，后来又得来信。书都大略看过了，现在送还”。又如“同文局印之有关《品花》考证之宝书，便中希见借一观”（8月14日致胡适）。“《品花》考证之宝书”指清代杨懋建（掌生）所著《京尘杂录》，光绪丙戌年（1886）出版，系难得之书。彼此互借，可见关系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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