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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胡适、蔡元培，喝了几杯酒的陈独秀，在席间朗声赞扬和感谢了这一老一小两个书呆子。就在半个月前的8月9日，陈独秀又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抓进监狱，其住所遭查抄。京、沪各报迅速报道了这一消息，刊出各界营救通电。8月15日，北京《晨报》发表了少年中国学会等十团体发出的为陈独秀被捕敬告国人宣言。真正起作用的是蔡元培和胡适，出面找外交总长顾维钧出面，向法国公使说情，由法国公使与驻沪法国领事联系，最后罚款四百元，将陈独秀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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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被放出来后，经济特别拮据。9月24日，胡适、蔡元培联系14位名人，联名在《晨报》上发出《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向社会各界发出呼吁。其时，陈独秀与胡适正为“联省自治”的主张而相互攻讦。在陈独秀的眼里，胡适不过是块革命的绊脚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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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的许多人，心里自有公道，蔡、胡是两位乱世中的正直学者，一介学人，他们的人格、操守在世局交响嬗替之际，显示了文化人巨大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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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会将散之际，有人将一张北京《顺天时报》拿进来。此报正搞理想政府总统和各部总长的民意调查，自是年8月1日至28日，由读者自由投票，开票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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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以2073票当选理想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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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以1093票当选理想教育总长（梁启超得383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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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看罢，心思自然不同。孙中山大笑：“黎元洪不知做何感想，这可是北京百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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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为友谊可以屡屡救陈独秀免遭牢狱之苦，但为了“忍不住的新努力”政治，他并不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9月10日，胡适在《努力》周刊发表《联合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反对陈独秀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10月1日，又在《努力》周刊发表《国际的中国》，公开批评中共二次代表大会的政治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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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陈独秀友谊不减当年，而政治分歧却越走越远，甚至针锋相对，这正是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关系独特的政治、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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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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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一年（1922），《新青年》解体，并未过多地影响新文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继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之后，新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新的文学流派如浅草社、沉钟社不断涌现，一批批文学新人也纷纷强势地登上文坛。名流云集，群星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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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由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四人在美丽的杭州创建了湖畔诗社。用冯雪峰的话说，湖畔诗社“实际上是不能算作一个有组织的文学团体的，只可以说是当时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的一种友爱结合”（《〈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序》）。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普遍。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戏·诗集〉导言》中，称其为“真正专心致志作诗”的社团。这些爱情诗深深打动了身处乱世之中、迷惘不安而又充满憧憬的青年男女的心，湖畔诗社因此而闻名于世。朱自清不曾料定的是，冯雪峰不久就不再“专心”写诗，而转向为共产主义而斗争，成为鲁迅身边的共产党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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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诗社当年4月先后出版了两本诗集《湖畔》《春的歌集》，是文坛较早的诗歌合集。对诗坛的影响较大的汪静之出了《蕙的风》和《寂寞的国》两部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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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诗社的诗作多半是吟咏爱情或瞬间感受的短诗，是四位涉世不深的青年的真实情感的流露。如“悔煞许他出去，悔不跟他出去，等这许多时还不来，问过许多处都不在”，又如“我们歌哭在湖畔，我们歌笑在湖畔”，这“歌哭”与“歌笑”无不是年轻灵魂的自白。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评论说：“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潘漠华凄苦，不胜掩抑；冯雪峰明快，笑中有泪；汪静之天真稚气；应修人味儿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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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静之早在上一年秋冬，其诗《悲哀的青年》《竹叶》等就发表在《新青年》上。《荷叶上的露珠》《爱情》也见于《晨报副刊》。后出版的《蕙的风》，汇集了其早年一百多首诗歌。他的诗不长，简洁而情感浓郁地表露年轻人的爱情心理，如清丽幽婉的《别情》《伊的眼》等诗篇，成了广为流传的爱情诗篇。在《伊的眼》中，诗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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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的眼是温暖的太阳，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我受了冻的心就热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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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句，在今天读起来，未免轻浅，但在“五四”后渴望挣脱旧礼教束缚、追求爱情的青年人中，却产生过强烈的反响。正因如此，汪静之的《蕙的风》诗集出版后，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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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10月24日，安徽绩溪人南京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一篇《读了〈蕙的风〉之后》，指责自己的绩溪同乡汪静之的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一文激起千层浪，先是章鸿熙在10月3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著文《〈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对胡梦华予以批驳。胡梦华又在11月3日的同一副刊“觉悟”上，发表《悲哀的青年——答章鸿熙君》，以答辩反击。文中有“我对于悲哀的青年的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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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无达诂，文无定法，讨论文学作品的得失，原是正常的文学现象。在弥漫着自由空气的民国初期，有极好的在学术层面的文学交流的气氛。后来的论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常把文学的讨论视为政治斗争，犯非对即错的二元论的毛病。对作品的讨论，已超越了文学范畴，成为一种思想斗争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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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静之在出版《蕙的风》前，请胡适为之作序，胡适慨然允之，“新诗的老祖宗”，欣然命笔，遂有《〈蕙的风〉序》，9月先发表在《努力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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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说，《蕙的风》在他家“差不多住了一年之久”，“我觉得他的诗的进步着实可惊”，“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的多”。胡适并不一味夸赞，而是极为辩证地指出：“他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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