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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也急火攻心，咳嗽不止。早在几天前，在一次宴会上，他曾提醒过蔡元培、蒋梦麟诸人：别看宴会上曹锟的人对教育界的人如何谦恭敬佩，甚至显得很礼贤下士，想结交蔡、蒋等这样的社会名流，实际上，他们是在拉拢诸位，扩充他们的实力呢！胡适边说边咳，医生曾告诫他，肺里有毛病了，到南方休息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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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杯老酒落肚，蔡元培无限惆怅地表示，只有先离开北京了。胡适等也表示随蔡先生共进退，也离开北大。蔡为了两千多莘莘学子，劝他们留下来。蔡最后决定请邵飘萍代笔，起草一份辞呈，写毕交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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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分手时，已冷月高悬，寒风刺骨。蔡又拉胡适乘包车回自己府上，那辞呈似要修润。到家不久，他又电话邀汤尔和过来，共谋辞呈。汤尔和乃一谋士，智慧过人，当场议出，辞呈由蔡一人签名，不必邀各校校长共签了。唯如此，才能造成政府的被动。胡适原打算再劝蔡公留校看看再做决定，但在汤尔和的谋划下，只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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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当蔡元培悄然离开北京，秘密抵达天津时，北京各大报纸纷纷刊出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以抗议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的消息。此消息一出，北京学界和北大师生立即掀起了一场“驱彭挽蔡”的运动，形成了类似“五四”时声势浩大的学潮。但是，军阀政府却比那时冷静强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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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下午，是众议员选举阁员的投票时间。早已闻讯而来的数千抗议的学生，高举“驱逐教育界败类彭允彝”等小旗和“警告国会”四个大字的横幅，围在象坊桥众议院前。见此状，彭允彝却命令警察毒打赤手空拳的学生，致二百余人受伤。学生被驱散后，多数议员居然投票支持彭允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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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坊桥众议院前的流血事件，经报界披露，顿时全国学界齐声声讨。24日是参议院投票之日，北京大学等四十二校在此组织五千余名学生，先在天安门前隆重集会，后又往参议院请愿示威。要求参议院否决众议院对彭允彝的同意案。谁料参议院对此置若罔闻，竟当场通过了同意案。彭有军阀政府的庇护，居然公开挑衅：“我乃经国会通过，总统任命，安能为一校长反对，而随便离去呢？”接着，他上任伊始，就签署了整顿学风，严禁学生参加学潮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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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蔡元培和胡适等人来说，是始料不及的，反动势力以这样强势的态度蔑视民意，也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蔡元培率先拍案而起，遂有名震一时的《蔡元培之不合作宣言》在《晨报》上发表，开整个进步知识界与政府不合作宣言大潮流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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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李大钊正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谈。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陪苏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谈得很不错，已进行到了起草宣言的步骤，如一切顺利，《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将不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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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与陈独秀愉快地到租界西餐馆吃饭，要了一瓶洋酒，喜气洋洋地祝贺会议有了突破。陈独秀是刚从苏俄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后回到北京，再来上海的。在北京短暂停留，那里腐败的政治气息让他喘不过气来，蔡元培、胡适等策划的北大校长辞职之举，陈独秀也心知肚明。但他没有像蔡、胡一贯帮助他那样，出手声援这两位老友，而是默然地做了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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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李大钊的把酒言欢，实际上是不可能绕过蔡公辞职和发表不合作宣言这一话题的。老实的李大钊率先谈到此事。陈独秀听后，把一肚子不满说了出来：蔡翰林的这套辞职老办法，用了多次，收效甚微。至于他的不合作宣言，过于天真，依靠几位清流的消极拆台办法，就能打倒黑暗政府？痴人说梦罢了。革命的事业必须依靠民众，把眼光只盯着少数精英而忽视广大民众运动，是老蔡们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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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说罢，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稿说：“我准备在《向导》周刊发表这篇评论，你先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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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看完题为“评蔡校长宣言”的评论，心里有些不悦。陈独秀虽说思想深刻，言辞犀利但总是简单粗暴地对待朋友。他在此文中言辞过火，攻击一生为民主自由而战的进步文人蔡元培，这无异于为黑暗政治帮忙。他在文中还呼吁人们要像防御鼠疫霍乱一样，日夜防御蔡校长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侵入思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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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脸上终于露出了为蔡元培不平之气和对陈独秀偏激的愤怒，这让陈独秀很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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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语气很沉重地告诉陈独秀：作为一位愤世忧世、疾恶如仇的知识分子蔡校长，他一身的不降志、不辱身的品格，一生对腐败政治的不懈攻击，始终代表着中国知识界的道义和良知。你夸大了蔡校长不合作主张的消极作用。劳工阶级的罢工，就是一种不合作的表现。难道连罢工你也不赞成吗？请你不要忘记，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能公开活动，没有蔡校长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李大钊甚至想说，没有蔡、胡的鼎力相救，你能走出监狱，从事革命活动吗？他怕过于刺激陈独秀而忍住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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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最后说，正是依靠蔡校长的人格力量，他正秘密组织张国焘到京汉铁路发动大罢工，与学潮和罢工运动结合，拉开与反动政府搏杀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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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个争强好胜、永不服输的人，他对李大钊的劝诫不置可否，还是发表了《评蔡校长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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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看到了陈独秀这篇评论，愤然站出来，在《努力周刊》上发文，点名嘲讽了陈独秀：“蔡先生的抗议在积极方面能使一个病废的胡适出来努力，而在消极方面绝不会使一个奋斗的陈独秀退向怯懦的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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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二七惨案”发生，曹锟、张作霖贿选丑闻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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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清明后的冰凉的海风吹拂下，率子女乘“新铭”号海轮，向大洋远处的欧洲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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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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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9年底，胡适就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高调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中国学术文化界逐渐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整理国故”的热潮，“研究国故的人整日的摇旗呐喊，金鼓震天”（陈西滢语），形象地反映了“整理国故”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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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国故”的口号，由首举义旗、鼓吹新文化运动号角的领袖胡适提出，看上去似乎是一种悖论，但历史证明，正是胡适赋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任务和力图正确处理破与立、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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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新潮》社，在1919年上半年就提出过整理国故的任务。其成员毛子水曾在《新潮》著文，《国故和科学精神》主编傅斯年写了“附识”，反对腐朽观念的“保存国粹”，提出用“科学精神”“科学的主义与方法”整理国故。对此，作为导师与顾问的胡适甚为赞赏，当然，他也批评了他们文中的“功利观念”，并告诫弟子“真理无所谓大小，学问是平等的”。他特意写了两篇文章《论国故学——答毛子水》和《整理国故与打鬼》，再论“整理国故”的科学性与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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