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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救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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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3月16日，北大出版委员会决定出四种季刊：《国学季刊》《文艺季刊》《自然科学季刊》和《社会科学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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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为《国学季刊》的邀集人。在他的组织下，五天后成立《国学季刊》编辑部，由他任主任编辑，大家推举他撰写“发刊宣言”。编辑有胡适、钱玄同、周作人、沈兼士、马幼渔、李大钊等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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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月，胡适撰写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作为卷首文章在《国学季刊》创刊号上刊出。胡适在此开宗明义地宣称：古学不会沦亡，古学经过科学地“整理”与“甄选”，必将有“更好无数倍”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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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故季刊》给学界吹来一股清新之风的，不仅是内容，在形式上也是一场实在的革命。在版式上率先采用由左向右横排，文章使用新的标点符号，对当时的出版、印刷界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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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再次提一下本书第一卷关于胡适与李大钊所谓“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之争的真相。“整理国故”，即为“研究问题”的具体内容。李大钊不仅一直积极参与而且从未再与胡适探讨关于“问题与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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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提出的科学“整理国故”的主张，对于中国20世纪20年代后的文化思想史产生了富有建设性的重要影响。时至今日，这种根本性的影响，更为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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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胡适率先实践了自己提出的主张，亲自挂帅从宏观和微观开展“整理国故”的研究，并取得重大突破和卓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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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以《〈红楼梦〉考证》敲响了旧红学的丧钟，宣告了新红学的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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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水浒传》《诗经》《楚辞》的研究，对墨学、老子的研究、对诗的历史沿革与风格流派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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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胡适的号召和开拓，自然少不了响应和追随者。他的北大学生俞平伯、顾颉刚是有幸的，他们研究《红楼梦》的热情缘自胡适的引发，而且一开始就步入胡适开创的正确之路。胡适与俞平伯、顾颉刚关于研究《红楼梦》有四十四封通信，俞与顾又有二十七封相互的通信，先被赵肖甫辑成《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后又有顾的学生王煦华缮清刊于1981年第三辑《红楼梦学刊》，俞平伯还为此写了题词：“此1921年我与顾颉刚兄讨论《石头记》之往还书札，今经整理缮写，将付《红楼梦学刊》发表，忽忽六十年，故人殂谢，追念昔游，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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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与俞平伯、顾颉刚的通信和俞、顾间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们师生间、学友间在新红学开创时努力开拓、通力合作的动人情节。值得注意的是，胡适与俞、顾的合作并非是师唱生随，而是都坚持科学的态度。比如俞、顾经研究考证，同意胡适关于高鹗补后四十回的经典意见，但在评价高之续补时，俞平伯贬得多，而顾颉刚则理解高鹗之补“难度很大极不自由”应“原谅高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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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值得提及的，是俞平伯在旧书摊上购得一部《红楼复梦》，其“凡例”有“前书八十回后立意甚谬”之语，且认为“洵可为高君补书作一旁证也”，支持了胡适关于高鹗续《红楼梦》后四十回之推断。顾颉刚潜心于史学，后对红学有些疏淡。而一直耽迷于红学的俞平伯，成了红学大家，他的《〈红楼梦〉辨》，让他名震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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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研究红学的成功，再次证明胡适科学“整理国故”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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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倡导“整理国故”和自己的身体力行，对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具有积极深远的影响。历史证明，否定胡适的科学“整理国故”，往往就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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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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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氏兄弟的北京生活中，有一位外国友人不能不提。此人就是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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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与爱罗先珂早就熟识，但彼此的见面，是由郑振铎和耿济之引荐的。去年的2月24日，北京风沙弥漫，郑、耿两位年轻人把爱罗先珂带到周氏兄弟的寓所。那天，周作人的日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郑、耿二君引爱罗先珂来暂住东屋。”从此，爱罗先珂与周氏兄弟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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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是俄国盲诗人，他的经历颇具传奇性。1914年，他只身一人到印度、日本、泰国、缅甸等多国流浪。因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被英国人驱出印度，至日本又因宣传危险思想再次被逐出，后历尽千辛万苦踏上归国之路，却未被准许入境，这才转而来到中国四处漂泊。诗人将迷惘痛苦的心情写进诗里，引起鲁迅的关注，并致信周作人：“盲诗人之著作已到，今呈阅。虽略露骨，但似尚佳。我尚未及细看也。如此著作，我亦不觉其危险之至，何至于兴师动众而驱逐之乎。我或将来译之，亦未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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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周氏兄弟收到了日本朋友的信，请求他们转托胡愈之照顾爱罗先珂。蔡元培得知此事，特聘爱罗先珂到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蔡校长还亲自找到周兄弟，将俄国盲诗人安排住在他们家里，这才有周作人日记中“爱罗先珂君暂住东屋”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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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在周家住下后，除在北大授课，还常到各校用世界语演说，为他当翻译的是周作人。周作人在西山养病期间，自学世界语，并开始翻译用世界语写就的作品。他在后来写的《知堂回想录》中说：“世界语这东西是一种理想的产物……人们大抵有种浪漫的思想，梦想世界大同，或者不如说消极的反对民族的隔离，所以有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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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也开始动手翻译爱罗先珂的诗作《池边》《春夜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有时也陪爱罗先珂到北京参观，兼作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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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作人写的《泽泻集·爱罗先珂君之二》一文看，周氏兄弟与爱罗先珂相处得很愉快和谐：“爱罗君寄住在我们家里，两方面都很是随便，觉得没什么窒碍的地方。我们既不把他做宾客看待，他也很自然地和我们相处。过了几时，不知怎的学会侄儿们的称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辈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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