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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二七惨案”发生，曹锟、张作霖贿选丑闻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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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清明后的冰凉的海风吹拂下，率子女乘“新铭”号海轮，向大洋远处的欧洲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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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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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9年底，胡适就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高调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中国学术文化界逐渐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整理国故”的热潮，“研究国故的人整日的摇旗呐喊，金鼓震天”（陈西滢语），形象地反映了“整理国故”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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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国故”的口号，由首举义旗、鼓吹新文化运动号角的领袖胡适提出，看上去似乎是一种悖论，但历史证明，正是胡适赋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任务和力图正确处理破与立、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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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新潮》社，在1919年上半年就提出过整理国故的任务。其成员毛子水曾在《新潮》著文，《国故和科学精神》主编傅斯年写了“附识”，反对腐朽观念的“保存国粹”，提出用“科学精神”“科学的主义与方法”整理国故。对此，作为导师与顾问的胡适甚为赞赏，当然，他也批评了他们文中的“功利观念”，并告诫弟子“真理无所谓大小，学问是平等的”。他特意写了两篇文章《论国故学——答毛子水》和《整理国故与打鬼》，再论“整理国故”的科学性与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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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救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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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3月16日，北大出版委员会决定出四种季刊：《国学季刊》《文艺季刊》《自然科学季刊》和《社会科学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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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为《国学季刊》的邀集人。在他的组织下，五天后成立《国学季刊》编辑部，由他任主任编辑，大家推举他撰写“发刊宣言”。编辑有胡适、钱玄同、周作人、沈兼士、马幼渔、李大钊等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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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月，胡适撰写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作为卷首文章在《国学季刊》创刊号上刊出。胡适在此开宗明义地宣称：古学不会沦亡，古学经过科学地“整理”与“甄选”，必将有“更好无数倍”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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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故季刊》给学界吹来一股清新之风的，不仅是内容，在形式上也是一场实在的革命。在版式上率先采用由左向右横排，文章使用新的标点符号，对当时的出版、印刷界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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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再次提一下本书第一卷关于胡适与李大钊所谓“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之争的真相。“整理国故”，即为“研究问题”的具体内容。李大钊不仅一直积极参与而且从未再与胡适探讨关于“问题与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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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提出的科学“整理国故”的主张，对于中国20世纪20年代后的文化思想史产生了富有建设性的重要影响。时至今日，这种根本性的影响，更为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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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胡适率先实践了自己提出的主张，亲自挂帅从宏观和微观开展“整理国故”的研究，并取得重大突破和卓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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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以《〈红楼梦〉考证》敲响了旧红学的丧钟，宣告了新红学的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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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水浒传》《诗经》《楚辞》的研究，对墨学、老子的研究、对诗的历史沿革与风格流派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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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胡适的号召和开拓，自然少不了响应和追随者。他的北大学生俞平伯、顾颉刚是有幸的，他们研究《红楼梦》的热情缘自胡适的引发，而且一开始就步入胡适开创的正确之路。胡适与俞平伯、顾颉刚关于研究《红楼梦》有四十四封通信，俞与顾又有二十七封相互的通信，先被赵肖甫辑成《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后又有顾的学生王煦华缮清刊于1981年第三辑《红楼梦学刊》，俞平伯还为此写了题词：“此1921年我与顾颉刚兄讨论《石头记》之往还书札，今经整理缮写，将付《红楼梦学刊》发表，忽忽六十年，故人殂谢，追念昔游，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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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与俞平伯、顾颉刚的通信和俞、顾间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们师生间、学友间在新红学开创时努力开拓、通力合作的动人情节。值得注意的是，胡适与俞、顾的合作并非是师唱生随，而是都坚持科学的态度。比如俞、顾经研究考证，同意胡适关于高鹗补后四十回的经典意见，但在评价高之续补时，俞平伯贬得多，而顾颉刚则理解高鹗之补“难度很大极不自由”应“原谅高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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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值得提及的，是俞平伯在旧书摊上购得一部《红楼复梦》，其“凡例”有“前书八十回后立意甚谬”之语，且认为“洵可为高君补书作一旁证也”，支持了胡适关于高鹗续《红楼梦》后四十回之推断。顾颉刚潜心于史学，后对红学有些疏淡。而一直耽迷于红学的俞平伯，成了红学大家，他的《〈红楼梦〉辨》，让他名震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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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研究红学的成功，再次证明胡适科学“整理国故”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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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倡导“整理国故”和自己的身体力行，对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具有积极深远的影响。历史证明，否定胡适的科学“整理国故”，往往就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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